講好中華文化故事 創新國際傳播話語體系

　日期：2024-07-22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文化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靈魂，文化的繁榮興盛與國家、民族的前途命運緊緊聯系在一起。話語權與文化的潛在影響息息相關，構建與本國發展地位相符的國際話語體系，成為新時代推動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內容。進入新時代，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在彰顯民族精神、塑造國家形象、提升國家文化軟實力等方面不斷展現出獨特作用，為創新國際傳播話語體系奠定了豐厚的文化基礎。

　　電影《第二十條》的人物形象建構

　　武國葉 張奕

　　電影《第二十條》在2024年春節檔播出后，獲得了良好反響。作為一部普法電影，該片以我國《刑法》第二十條關于正當防衛的條款為背景，講述了基層檢察官在處理涉及正當防衛案件的過程中，堅持公正執法、捍衛法律尊嚴的故事。從符號學視角看，這部電影攜帶著豐富的符號意義，能夠充分詮釋“第二十條”的價值，捍衛法律尊嚴，達到普法目的。

　　皮爾斯“符號三元論”指出，符號由再現體、對象和解釋項構成。再現體是符號呈現的形式，對象是符號要表示或解釋的事物，而解釋項是人對于符號意義的理解。解釋項能夠建立起符號和對象之間的聯系，而符號則充當著思維和現實的橋梁。皮爾斯針對解釋項提出“無限衍義”理論，因為解釋項自身也可作為符號，喚起更進一步的解釋，由此進行無限衍義。

　　電影《第二十條》立足于人民視角，為百姓發聲，警示觀眾“法不能向不法讓步”，要依法維權，通過豐富的符號要素完成敘事，達到普法目的。電影中有三個突出符號，分別是語言符號“第二十條”、以故事中涉案人員為代表的普通民眾和以呂玲玲、韓明等人為代表的法律工作者兩類人物符號，分別屬于規約符和象似符。

　　語言符號：內涵豐富的“第二十條”

　　“第二十條”作為符號，指的是《刑法》第二十條關于正當防衛的條款，屬于規約符號。電影中三個故事均起于“第二十條”，分別是公交司機見義勇為案，檢察官韓明參照過往案件，對沖突中阻止不法行為致人受傷的司機提起公訴，致他判刑三年，后司機不斷上訪“鳴冤”；韓明之子見義勇為制止校園霸凌，卻被要求向霸凌者道歉；王永強為制止村霸侵害家人而捅傷對方致其死亡，面臨被以故意傷害罪提起公訴。電影最后，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三位當事人的正當防衛行為最終得以認定，以鮮活的案例對《刑法》第二十條的內容進行了詮釋，維護了法律的權威。

　　根據無限衍義理論，解釋項可作為新的符號不斷開啟新的解釋項，同時解釋項的存在可以說明電影符號的復雜性，使得即使面對與現實最為接近的象似符，在闡釋時也會出現不同的答案。在該片中，規約符“第二十條”是片名，是法條，既是正當防衛的依據，同時也體現了觀眾心中對法律權威的敬畏、依法維護自身權益的精神，以及對公平正義的渴望等。“第二十條”在觀眾心中無限衍義，在帶給觀眾情感價值的同時，產生了深刻的教育意義，使正當防衛法條深入人心。

　　電影符號是當代符號學的重要研究對象之一，其中最不可缺少的元素就是人物。人物的存在創造了故事發展的充分條件，讓電影鮮活而有生命力。電影《第二十條》人物符號眾多，逐步推動著情節的發展。影片通過對公交司機張貴生、檢察官呂玲玲等一系列人物形象的塑造，利用符號的模擬性，以個例符號詮釋群體形象，人物形象鮮明、敘事完整、普法意義深刻。

　　人物符號：

　　信賴法律并追求正義的個人

　　公平正義是老百姓最樸實的法律情感期待。在電影《第二十條》中，公交司機張貴生、王永強之妻郝秀萍，以及韓明一家作為涉事案件中的關鍵人物，都是社會底層群眾的代表。他們以平凡微小的力量，憑借堅忍的毅力，不斷追尋社會正義的光芒，最終獲得法律的認可和拯救。司機張貴生制止公交猥褻卻被認定互毆，中學生韓雨辰制止校園霸凌卻被要求向霸凌者道歉，村民王永強為制止村霸對妻女的侵害反殺村霸。從符號學角度看，這些人物是象征符，是無數遭受不法侵害艱難維權的小人物的再現。張貴生以故意傷害罪被判三年，出獄后不得已通過上訪“討公道”，希望見義勇為行為得到認可，恢復名譽，最終在上訪途中因車禍而亡。韓雨辰堅持正確是非觀，見義勇為制止校園霸凌，慘遭報復甚至險被行拘。王永強在妻子遭受村霸侵害，家人身陷危險之時反殺惡霸，事后妻女不斷遭受威脅，妻子郝秀萍因維護丈夫權益拒簽虛假協議被迫跳樓，想要通過犧牲自己討一個公道。

　　影片以一個個象似符向觀眾訴說著普通人在面對不法侵害維權時的無助失聲現象，盡管艱難，但他們內心仍然保持著對公平正義的期盼和對法律的希望，這是平凡人物對法律的信任和追求。最終，經過各方努力，張貴生被認定“見義勇為”，王永強被認定“正當防衛”無罪釋放，他們都得到了來自法律的正義救贖。影片符號的塑造者向觀眾傳遞出依法維權的正確法治觀念。象征符的運用更多需要調動人們的經驗和體會，而這些小人物在不同觀眾的意識中繼續產生更多意義。無論是法律意識的增強、對案件人物感同身受的同情，還是對法治的信任增強等，這些人物符號都將會不斷衍生新的意義，給人以啟迪。

　　人物符號：

　　為百姓發聲的法律工作者

　　影片中，檢察官呂玲玲雷厲風行，不畏強權與黑惡勢力，堅守法律正義的形象，與韓明處事圓滑但最終堅定理想信念，找回為民執法、公平正義初心的形象深入人心。作為象似符，他們是無數法律工作者的再現體，是公平正義的代言人。呂玲玲堅決保護證人安全，在案發后為聾啞母親郝秀萍和她的女兒安排住所，為順利溝通學習手語，彰顯了法律人的溫情。她積極尋找證物，為正義奔走，只因堅信法律人“辦的不僅是案子，更是別人的人生”。最終她經過不懈努力，找到了認定當事人正當防衛的關鍵物證，為案件的公正判決創造了條件。呂玲玲這個堅守公平正義，閃爍著職業道德和人性光輝的檢察官形象，正是中國社會無數為正義發聲、為法律代言的法律工作者的再現。

　　與呂玲玲不同，影片中另外兩名檢察官韓明和田副檢的表現似乎并不突出。韓明歷經歲月打磨處事變得圓滑，田副檢八面玲瓏、因循守舊，觀眾會覺得他們作為檢察官形象并不完美，然而他們作為象似符，恰是占有相當數量的循規蹈矩的法律人的再現體。與呂玲玲一腔熱血的孤勇不同，韓明對于法律的執著是一個變化的過程。辦理張貴生案時，他更關注對法條的套用和對過往案例處理方式的參照，原則是不出錯。但在目睹張貴生不服判決結果在上訪路上車禍身亡、郝秀萍因擔心丈夫重判而絕望跳樓之后，韓明跳出法條本身，轉而思考司法意義，司法辦案應當向社會傳遞正確價值觀。韓明這一形象的塑造不僅沒有影響司法人員維護公平正義的形象，而且顯得更加真實。

　　田副檢喜功避過，一切以領導指示為主，但在韓、呂二人堅持尋找證物導致案件辦理速度放緩之時，他卻還是盡力爭取時間，是因為他也想讓事情得到最公正的處理，這也是法律工作者的真實寫照。檢察官作為公平正義的符號象征，在該片中具有典型性。從符號發送者的意向解釋項來說，影片通過呂玲玲、韓明、田副檢等人物形象符號，向大眾傳達出社會法治在不斷進步，無數法律人在為法律的權威而戰，為老百姓最樸素的情感期待而奮斗，而電影符號最終解釋項的主體是個人。從觀眾角度看，以呂玲玲、韓明為代表的法律工作者的努力，是增強人民法治信念的關鍵力量源泉。

　　電影《第二十條》通過一系列語言和人物符號，塑造出維護法律尊嚴、捍衛公平正義的法律工作者形象和依法維權、追求公平正義的普通群眾形象，在提高公眾正當防衛和依法維權意識上具有重要的普法意義。電影《第二十條》對于規約符、象似符等多種符號的運用，也為今后普法電影中各類電影符號的運用提供了思路。該片通過深入挖掘語言符號和人物符號的特征，利用其象征意義塑造群體形象，詮釋法律尊嚴，完成普法教育，具有重要借鑒意義。

　　（作者單位：西北工業大學外國語學院）

　　以文學作品推動中國故事國際傳播

　　王鈺琳 王曉丹

　　“話語是交往的工具，也是文化的神經。”話語不僅具有語言層面上的意義與功能，也發揮著承載文化底蘊、傳遞價值觀念的重要作用，是“思想的直接現實”。在語言基礎上形成系統化的話語體系，能夠在日常生活中影響人們的觀念和行為，“促進社會文化交流和認同的建立”。

　　國際傳播話語體系是一個國家或民族在面向國際社會進行對外傳播與交流時，逐漸形成并采用的系統話語表達，傳遞著其政治立場、價值取向及文化傳統。隨著綜合國力的日益增強，中國正日益走近世界舞臺中央，通過由國際社會普遍接受與認可的對外話語體系，憑借國際交往理念、行為和成果的話語表達，積極塑造自身形象，推動價值觀傳播，促進同世界各國的對話交流，增強在國際社會中的說服力和影響力。蘊含中國傳統文化與中華民族特質的當代美國華裔文學，既是中國故事的素材源泉之一，亦可為講好中國故事、展現中國精神、構建中華文化和民族共同體的時代使命作出貢獻，成為新時代國際傳播話語體系中不可忽視的一環。

　　美國華裔文學

　　與傳播中國聲音

　　早期美國華裔移民歷史可追溯到19世紀中期，淘金熱、東西大陸鐵路修建帶動了大批華人移民至美國。1882年《排華法案》的實施使得在美華人遭受歧視與迫害，他們處于主流社會的邊緣，生活舉步維艱。20世紀，隨著1943年《排華法案》的廢除、60年代的民權運動、90年代的文化經濟全球化，美國及世界各地的華人族群獲得新的認同，其在母國與住在國之間的自由流動，架起了兩國社會、文化和經濟往來的橋梁，對于推動全球化進程發揮了重要作用。華人移民遠離故土，生存空間處于“兩種文化之外的中間位置”，“混合兩種文化的特征”，成為“離散”群體。

　　有學者將“離散華人”定義為“定居在遠離祖國的分散社區中的華人”，并認為母國的概念“在離散華人的精神文化建構中占據重要地位”。離散華人想象著能與理解母國語言的“隱匿的未知的‘閱讀同胞’”分享“一種心理上的關聯和理解”，在兩種文化并置的異國文化空間中建構起民族想象共同體的基礎，依托以文化為主的多元化交流，保持與母國之間的聯結，傳承母國傳統文化。其中，有著雙重文化和社會身份的美國華裔作家以文學作品書寫為載體，反映美國華裔移民面臨的真實生存境況，記錄其族裔意識與文化意識的覺醒，講述與母國之間的故事。這種兼具異國文化與母國傳統的創作，為其作品中中國故事的講述奠定了跨文化屬性的基礎，是華裔作家為塑造全面、立體的中國形象而開辟的一條不同于傳統視野下中國話語的獨特路徑，為創新中國故事的國際傳播話語體系作出了一定貢獻。

　　早期華裔文學與模范族裔形象

　　黃玉雪（Jade Snow Wong）作為早期美國華裔文學的先驅，是借助文學作品書寫中國故事的代表之一。19世紀末20世紀初，以李恩富、伍廷芳、容閎等為代表的華人，在美國接受良好教育并進入知識階層，融入美國主流社會。他們通過自傳等體裁，向美國讀者介紹中華文明，試圖扭轉美國通俗文化中的負面華人形象，為華人移民贏得了主流社會的理解與認可，標志著美國華裔文學的開端。作為同樣具有自傳色彩的通俗小說，黃玉雪的《華女阿五》借助父親對子女的教導，講述了倫理綱常、孝道家訓等貫穿中華文化發展脈絡，并備受尊崇的文化精髓，反映出中華傳統文化與美國主流價值觀之間的沖突，呈現了華人移民群體的社會身份從消極負面到被正視為離散群體“雜糅”身份的轉變，在主動介紹中國文化的過程中塑造了新的模范族裔形象，成為美國華裔文學嘗試構建中國話語的早期體現。

　　“離散華人”后代

　　與中國書寫

　　以湯亭亭、譚恩美等為代表的美國華裔作家，以全新的視角創作獨具跨文化風格的中國故事。湯亭亭在《女勇士》中對中國民間神話形象進行了創新性的改寫。替父從軍的花木蘭在其筆下成為經白虎山修道后英勇善戰、報家國仇恨的女勇士，兩種文化交融使帶有西方色彩的中國故事愈顯神秘。雖有對中華文化故事的改寫性解讀，但其“故事情節依然扎根于傳統中國文化的土壤之中”，為世界讀者打開了了解中國的新窗口。譚恩美在《喜福會》中以頗具“中國敘事”風格的筆觸，借助描繪受雙重文化影響下兩代人的矛盾來書寫中西文化間的沖突。她將傳記、民間故事和回憶錄等糅合在一起，探索了三種關系——性別、種族和身份，在為搭建世界讀者進一步了解華裔作家的文化橋梁、構造客觀立體的中國故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華裔作家“面對的是既不了解美國華裔歷史和經歷，又受同化論和不同思維方式影響的主流讀者”，其作品對于傳播中國聲音、展現中國書寫具有重大意義。

　　新生代華裔作家與話語體系構建

　　伍綺詩、游朝凱等新生代美國華裔作家，以動人的筆觸寫出在中西文化雙重夾擊下的“邊緣人”華裔族群面臨的精神困境，并借文學作品反思強調主動構建話語權的重要性。在伍綺詩的《無聲告白》中，跨族裔家庭在痛苦的倫理抉擇中達成諒解與包容，象征著中西文化從激烈碰撞到融合并存，并解構了“模范族裔”這一刻板印象。《小小小小的火》跳脫了“族裔、身份認同、職業選擇和文化沖突等焦點”，對非裔、華裔等少數族裔群體命運給予更多關注，呼吁“邊緣人”在面對物質與精神困境時，努力構筑允許多元文化兼容并蓄、使少數族裔獲得幸福的理想社會。游朝凱在《唐人街內部》中以黑色幽默的手法巧妙諷刺了好萊塢對亞裔群體的刻板印象，反映出作為這一群體“始終被排除在‘黑與白’故事之外”、扮演迎合主流社會的龍套角色的痛苦。自我對話式書寫在結尾闡發的詰問，為虛構的故事賦予濃郁的現實主義色彩，同時引發如何成為主角以更好地自我發聲的深刻思考。新生代華裔作家借助文學作品表達傳遞跨文化故事書寫的風格，更是體現了把握講述故事話語權的重要性。這一敘事話語的重要轉型，展現了中國故事中蘊含的人文關懷，并從文學書寫視角凸顯了在當今世界積極構建并創新國際話語體系的重要價值。

　　當代美國華裔離散作家以寬廣獨特的視野，“觀察和分析多元文化語境下中國文化與美國文化的沖突與融合，更加關注各族裔美國人對自身文化身份的重新審視”。以文學作品作為媒介，美國華裔作家在介紹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播中國聲音、塑造華人形象、展現中國書寫中，助力中國故事在國際傳播中的話語體系建構，進一步凸顯了中國國際傳播正從與國際世界信息互換轉向展現更加自信與理性的交流姿態。

　　（作者單位：西北工業大學外國語學院）

　　注重紅色文化的國際傳播

　　趙青

　　紅色文化是中國共產黨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領導中國人民在長期革命和建設實踐中，經過不斷選擇、凝練和升華而成的。中國共產黨自成立以來，始終積極開展紅色文化對外宣介工作。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高度重視紅色文化走向世界，強調：“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展示真實、立體、全面的中國，是加強我國國際傳播能力建設的重要任務。”面對新形勢，注重紅色文化“走出去”的同時，還應該從安全向度思考對外文化傳播帶來的現實價值，從而更好地構建中國特色對外話語體系。

　　以紅色文化傳承提升文化自信

　　紅色文化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積淀著中華民族最深層的精神追求，代表著中華民族獨特的精神標識”。紅色文化蘊含著豐富的情感要素，是提升中華兒女精神追求的重要文化資源，中國共產黨在革命時期、社會主義建設時期涌現的人物和事跡，彰顯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關于做人、做事、治國理政的思想內涵，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重要支撐。

　　紅色文化對于提升文化自信、筑牢心理安全防線具有重要意義。一是筑牢文化自信，堅守人民信仰。信仰源于對文化的認同和堅守，紅色文化是提升人民信仰的重要文化源泉。推動紅色文化的國際傳播，讓世界了解紅色文化，能夠進一步增強文化自信，構筑強大的心理安全防線和心理支撐力，形成國家發展的強大動力。二是鞏固文化安全的心理防線。文化繁榮意味著守正創新和兼容并包，既是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也是對他文化的批判性吸收和借鑒。促進文化繁榮、建成文化強國，需要鞏固跨文化傳播中的心理安全防線，提升文化安全意識。

　　以紅色文化維護意識形態安全

　　文化具有鮮明的意識形態屬性，紅色文化代表的是馬克思主義信仰，標識的是中國共產黨的身份，維護文化意識形態安全是維護國家安全的重要方面。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歷史和現實都表明，一個拋棄了或者背叛了自己歷史文化的民族，不僅不可能發展起來，而且很可能上演一場歷史悲劇。”傳承和弘揚紅色文化，既關乎國民精神風貌和國家對外形象的塑造，也事關文化意識形態的安全以及國家能否以獨立精神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隨著傳播媒介技術的發展，跨文化交流變得更加容易，紅色文化國際傳播的重要性更加凸顯。一方面，要拓寬紅色文化的國際傳播渠道，全方位、多語種地通過文藝作品、影視作品等進行對外宣傳，講述中國共產黨在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為增進人民福祉做出的努力。另一方面，要注重敘事體系的構建，從宏觀和微觀層面挖掘紅色資源，以小見大，從革命歷史、英雄人物、共同價值觀的實現等方面講述紅色文化。從而引導本國人民“樹立正確的歷史觀、民族觀、國家觀、文化觀”，也有助于深化國際社會對中國人民和中國共產黨的認識，破解歷史虛無主義的陷阱，維護我國文化意識形態的安全。

　　以紅色文化助推

　　人類命運共同體構建

　　科學技術的發展縮小了人類社會的時空距離，命運與共逐漸成為人類社會發展的共識。尤其是在全球化問題層出不窮，傳統安全和非傳統安全問題疊加交織的情況下，促進和平與發展成為各國共同的主題。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是世界各國人民前途所在”，“只有各國行天下之大道，和睦相處、合作共贏，繁榮才能持久，安全才有保障”。進入新時代，紅色文化所展現出的中國智慧，為解決地區問題、國家問題和世界問題提供了切實可行的中國方案，彰顯出紅色文化承載的人文情懷、道德觀念和中國共產黨的政治追求。縱觀歷史發展脈絡，紅色文化貫穿于中華民族實現救國、興國、富國和強國的始終，融入世界文化大潮，具有開放性、包容性、先進性。實現紅色文化的國際傳播，對于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第一，紅色文化體現了以人民為中心的價值理念，堅持人民利益至上，彰顯了紅色文化的人本主義特性。人類命運共同體探討的是人的發展的終極問題，旨在實現人類可持續發展。可見，紅色文化符合人類命運共同體惠及各國人民的價值取向。第二，紅色文化蘊含著助推人類命運共同體構建的精神動力和信念支撐。紅色文化彰顯的艱苦奮斗、勇于奉獻的精神，是解決全球性問題的路徑之一；紅色文化彰顯的團結合作、互利共贏的精神，是促進世界各國摒棄成見、實現共商共建共享的前提；紅色文化彰顯的包容互鑒、平等對話的精神，是實現不同文明共同繁榮的基礎。第三，紅色文化堅持“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的價值追求。這體現了紅色文化對世界文化的尊重與包容，倡導世界各國之間求同存異的發展，尋求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生態文明等方面的對話結伴、合作共享，呼吁“同世界人民攜手開創人類更加美好的未來”的政治愿景。

　　（本文系陜西高校學生工作研究課題“紅色資源賦能新時代大學生思想政治素質培育研究”（2023XKT49）、西北工業大學學生思想政治工作研究課題“紅色文化視域下高校學生黨員理想信念教育常態化機制研究”（D5000230278）階段性成果）

　　（作者單位：西北工業大學外國語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