構建中國特色中東史“三大體系”芻議
日期：2024-07-22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構建中國特色中東史“三大體系”是世界史“三大體系”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數十年來，我國中東史研究學者在學科體系、學術體系和話語體系的構建方面篳路藍縷，已見成效，在中東史自主知識體系的探索方面，出版了一批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為適應新時代改革開放和區(qū)域國別研究的需要，當前亟須站在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和推動人類文明交流互鑒的高度，在中東史“三大體系”建設方面繼續(xù)推陳出新。
加快構建包括世界史在內的歷史學“三大體系”是新時代賦予我國史學工作者的崇高使命。作為中國史學研究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世界史學科基本形成于新中國成立之后，學科體系得以建立，學術體系續(xù)見規(guī)范，話語體系自有特色。在我國世界史學科“三大體系”構建過程中，相較于學科體系而言，薄弱環(huán)節(jié)仍集中在學術體系和話語體系方面。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歷史研究所研究員于沛曾經對此做出如下評論：“這一切令人鼓舞的事實，并沒有解決一個更為迫切、更為直接的現實問題，即在新的歷史時期，如何繼承發(fā)揚中國世界史研究的優(yōu)秀傳統(tǒng)，自覺堅持世界史研究的正確方向問題……改革開放初期，西方學術思潮，包括西方史學理論和方法論魚目混珠，大量介紹到國內來，一時不少奇談怪論充斥其間”；“少數人仰承洋人的鼻息，不加分析地照抄照搬西方的史學理論，生吞活剝，盲目崇拜，甚至主張放棄我們自己的理論體系和話語系統(tǒng)，去與西方‘接軌’，使我們的學術研究受制于人，喪失起碼的學術尊嚴和民族自信心”（于沛：《中國世界史學者的社會責任——〈中國社會科學〉和新時期的世界歷史研究》，《中國社會科學》2010年第6期）。因此，為適應新時代改革開放和區(qū)域國別研究的需要，加快構建中國特色中東史“三大體系”也必將是世界史“三大體系”建設的題中應有之義。
學科建設取得長足進步
中東歷史研究是世界歷史研究的分支學科，也是中國世界歷史研究領域起步雖晚但發(fā)展較快的新興學科。我國世界史學界一般將新中國的中東史研究分為兩個階段。從新中國成立到1978年改革開放是第一個階段。當時，由于受諸多因素的制約，開展中東史的系統(tǒng)研究尚不具備必要條件。因此，該階段的主要任務是培養(yǎng)和儲備人才，設立相關的研究機構，組建基本的研究隊伍，同時也推出了一批初步研究成果。特別需要提到的是，20世紀六七十年代，政府有關部門組織翻譯了30余部有關中東國家歷史的著作，包括中東的地區(qū)史、國別史、專題史和人物傳記，內容涉及政治、經濟、軍事、地理、文化、宗教等方面。這批譯著一般都是由國際上相關領域的知名學者撰寫，涉及英語、法語、俄語、阿拉伯語等多個語種，翻譯質量很高，直至今日仍然是從事中東史研究的重要參考文獻。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中東史研究進入了第二個階段。伴隨我國與中東國家關系的全面發(fā)展，為了適應現實和對外戰(zhàn)略調整的需要，一批新的中東研究機構相繼在高校和科研院所建立。中東史學科點的設立以及對碩士、博士等高層次人才的培養(yǎng)，不斷加強了對中東史的全面和深層研究。更多專業(yè)人員出國留學深造和實地考察，參加國際會議和多邊合作，為深入研究提供了難得的平臺和機會。在這種背景下，大量中東史研究論著（包括通史、地區(qū)史、斷代史、國別史、專題史、列國志、人物傳記和工具書等）得以出版。
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我國的中東史學科在研究隊伍、人才培養(yǎng)、成果出版、智庫建設、搭建平臺、學術交流等各方面都取得了長足進步，已經形成較為完整的學科體系。通過長期的高等教育教學實踐和人才培養(yǎng)、一系列重大課題的研究和深化、對中東現實問題的歷史追溯、在實證研究基礎上對理論問題的總結和思考，中東史的學術體系也基本建構起來，為我們客觀準確地認識中東、了解中東、研究中東提供了可靠的史實和理論依據。在話語體系方面，我們曾經經歷了學習蘇聯(lián)、模仿蘇聯(lián)歷史編撰的階段，也走過了話語體系受到西方影響的階段?？傊诮洑v了話語體系的曲折發(fā)展以后，我國的中東史學科步入了更加符合中國需求和世界實際的話語體系構建新階段。
但是，目前我國的中東史研究還遠遠無法滿足現實需求和國家需要，也無法充分反映當代世界和中東發(fā)展的實際。這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學科發(fā)展不均衡。從我國世界史研究的角度來看，與世界通史、世界文明史、歐美國家史、東亞地區(qū)史甚至新興的全球史相比，中東史研究總體上還呈現落后狀態(tài)。從中東史研究本身來看，還存在以下現象：重視宏觀研究和宏大歷史敘事，但對微觀研究和中層歷史考察不夠；重視政治史、宗教史，而對經濟史和社會史研究不足；重視伊朗、土耳其、埃及、沙特、以色列等國歷史撰述，但對北非馬格里布和海灣地區(qū)歷史研究較為欠缺。二是使用新材料較多，但創(chuàng)新性不足，在理論和方法論上原創(chuàng)成果不多。三是研究隊伍呈現“未老先衰”局面，掌握英語、法語的專家學者較多，而掌握中東當地語言的專家學者則較少，具備獨立國際學術交流能力的學者所占比例不大。
西方中東史研究存在兩大缺陷
中東史研究在西方國家和中東國家都是一個較為成熟的歷史研究領域。近代以來，西方國家出于通過殖民手段控制東方國家的需要，加快了對中東歷史和文化的研究，并形成了研究傳統(tǒng)。對于中東國家而言，不論是阿拉伯國家，還是土耳其、伊朗，在其漫長的歷史進程中也都形成了非常優(yōu)良的撰史傳統(tǒng)。
僅就西方的中東史研究而言，除去成就不說，其最大缺陷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在學術體系方面，骨子里的“西方中心論”難以根除，體現出強烈的“文明優(yōu)越論”“文明等級論”色彩；二是在學科體系方面，對中東國家歷史進行人為割裂。對于前者，我國著名中東史專家彭樹智對西方的中東史學科進行評價時指出：“西方學者用政治學、社會學、經濟學等專門學科的研究理論與方法，對中東史作跨學科分析，這無疑有助于開闊思路和推動學科體系創(chuàng)新。然而，現存專門學科理論基本上是根據歐美各國的發(fā)展經驗構筑起來的，因此不可能完全適用于非歐美社會?！保ㄅ順渲牵骸陡母镩_放30年來我國的中東史研究》，《世界歷史》2008年增刊）至于后者，西方學界的中東史研究無視殖民主義體系崩潰后東方民族國家的獨立運動和現代化發(fā)展，無視一個國家的歷史完整性對其民族國家的身份認同和建構所起的決定性、基礎性作用，而是對東方國家歷史進行所謂“學問”意義上的割裂，或是像黑格爾那樣否認東方存在“歷史”，最典型的表現就是把古代史與近現代史割裂，在古代史中又把上古史與中世紀史割裂。我們隨便翻檢一部西方學者著述的中東史著作，就可以發(fā)現，幾乎沒有一部是從上古史開始寫起，絕大多數都是從7世紀阿拉伯人的崛起與擴張寫起。即使有人論及阿拉伯人征服之前的歷史，也大多語焉不詳，只是作為歷史背景予以簡單的史實羅列。中東古代史被置于所謂“東方學”的范疇。例如，美國歷史學家小阿瑟·戈爾德施密特與勞倫斯·戴維森合著的《中東史》（哈全安、劉志華譯，東方出版中心2010年版）、英國歷史學家伯納德·路易斯著《中東：激蕩在輝煌的歷史中》（鄭之書譯，中國友誼出版公司2000年版）等，皆是如此。即便是出生在黎巴嫩的阿拉伯裔學者菲利浦·希提所著的《阿拉伯通史》（1957年）和《中東史》（1961年），也同樣以7世紀以后的歷史為重點。
中國中東史研究獨具特色
對我國世界史學界而言，破除和擺脫西方話語所構建的學術體系、走出“西方中心論”的影響，是一個長期的任務和過程。西方以歐洲為世界歷史的發(fā)展中心，用歐洲的價值觀衡量世界，認為只有歐洲的歷史才具有推動全人類進步的意義。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中東史學界為破除“西方中心論”及其“東方歷史割裂論”、構建具有中國特色的中東史“三大體系”，一直在不懈努力。在中東通史的編撰方面，以西北大學教授彭樹智、內蒙古民族大學教授劉文鵬、天津師范大學教授哈全安、西北大學教授王鐵錚等為代表所做的努力較為典型。
彭樹智教授主編的《中東國家通史》《阿拉伯國家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二十世紀中東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中東史》，皆為我國中東史研究的扛鼎之作。13卷本的《中東國家通史》由商務印書館于2000年開始陸續(xù)出版，該套著作強調“各卷內在聯(lián)系的整體統(tǒng)一性，從理論線索上說，就是文明交往論”。該書以文明交往的歷史主線來貫通中東各國的內部和外部諸多聯(lián)系，來溝通中東各國社會各方面的關系，來會同各種交往方式，力圖勾勒出中東各國的基本歷史面貌和國情特征。該書還有一個突出特點，就是關注中國與中東各國各方面的交往活動，每卷辟專章敘述中國與該國的歷史和現實聯(lián)系。該書被認為是我國第一部多卷本中東國家通史著作，既是一部學術精品，對世界歷史學科建設具有積極意義，更是對世界歷史研究中“西方中心論”的有力批判。彭樹智教授主編并由王鐵錚、黃民興、韓志斌等著的《中東史》（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則強調“中東史是中東地區(qū)整體空間、時間和人間之和，而不是中東地區(qū)各個國家史的簡單相加”。該書從人類早期文明在中東的形成和聚散寫起，直到冷戰(zhàn)后的全球化交往與中東的回應，體現了“中東地區(qū)整體性形態(tài)與結構的發(fā)展史”。
哈全安教授的《中東史（610—2000）》（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記述了傳統(tǒng)伊斯蘭國家不同發(fā)展階段的歷史，主要包括阿拉伯伊斯蘭國家的起源、哈里發(fā)國家史和奧斯曼帝國史，以及中東主要國家和地理區(qū)域自伊斯蘭教誕生以來的發(fā)展史，特別是其現代化的歷史進程，主要包括伊朗史、埃及史、土耳其史、新月地帶諸國史和阿拉伯半島諸國史。該書具有三個鮮明特點。一、由哈全安教授獨立完成，是作者近三十年學術成果的集合。二、資料翔實，引用英文和阿拉伯文著作共計400余種，其頁下注釋逾5000余處，這在目前國內出版的學術著作中并不多見。三、通過分析伊斯蘭教誕生以來中東傳統(tǒng)文明在政治、經濟、社會、宗教、文化諸多層面的演進歷程，對伊朗、土耳其、埃及和新月地帶的伊拉克、敘利亞、黎巴嫩、約旦、巴勒斯坦、以色列，以及阿拉伯半島的沙特阿拉伯、科威特、巴林、卡塔爾、阿聯(lián)酋、阿曼、也門諸國傳統(tǒng)文明的興衰及其現代化進程進行考察，從理論層面總結了中東國家歷史演進的走向和規(guī)律。
劉文鵬教授的《古代埃及史》（商務印書館2000年版）是我國第一部完整的古代埃及史著作，詳述了古代埃及自舊石器文化到7世紀之前的政治、社會、經濟、文化諸多方面，以文明研究為主線，在揭示埃及文明起源的同時，論述了古埃及人的來源和地理環(huán)境的關系，以及古埃及由城市國家發(fā)展為統(tǒng)一王國并由盛到衰的過程。后來，劉文鵬教授又出版了《埃及考古學》（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08年版）。兩書對中國的埃及學和古代埃及史研究具有重要的推動作用，貢獻卓著。劉文鵬教授通過多年研究，堅持主張把古埃及歷史的下限劃到642年阿拉伯人征服埃及為止，意即包括希臘化和羅馬—拜占庭統(tǒng)治下的埃及歷史。這是以馬克思主義社會形態(tài)史觀為指導而提出的關于埃及史研究的重大學術體系創(chuàng)新。
近年來，西北大學教授王鐵錚主持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多卷本“非洲阿拉伯國家通史”，經過十年磨一劍，已由商務印書館于2022年陸續(xù)出版。該套通史著眼于理論創(chuàng)新，從多元文明的流變、氏族部落國家的形成、殖民主義統(tǒng)治、北非伊斯蘭教及其思潮、現代化運動及社會主義治國實踐、中東劇變及其未來走向等多個維度和層面，對非洲阿拉伯國家的社會、政治、經濟和宗教文化等歷史進程進行研究和展示，揭示非洲阿拉伯國家歷史發(fā)展的基本規(guī)律和主要特點。該套學術成果對我國北非歷史研究乃至中東國家通史研究和編撰而言，都是一個強有力的基礎性建設工程。
姚大學、王泰主編的《中東通史簡編》（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是內蒙古自治區(qū)高校重點科研基金項目，由內蒙古民族大學世界史研究所成員集體撰寫而成。全書以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為指導，注重吸收國內外最新研究成果，為讀者提供了人類文明最早于中東出現以來在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生活等方面發(fā)展演變的簡明歷程。該書在寫作視角上體現了三大特色：一是從宏觀世界歷史進程的角度觀照中東歷史發(fā)展，力圖撰寫一部置于世界整體化進程中的中東通史；二是從現代化的世界進程角度審視中東歷史的變遷，力圖描繪中東現代化進程的基本面貌；三是從文明交往角度闡釋中東歷史發(fā)展線索，力圖構筑人類文明交往史上中東文明成長和發(fā)展的歷史脈絡。
構建中東史“三大體系”非常必要
構建中國特色中東史“三大體系”具有獨特的學術價值和應用價值。隨著我國與中東地區(qū)聯(lián)系日益密切，中東地區(qū)對我國的重要性越來越上升，中東史研究及其“三大體系”建設也越來越彰顯出重要意義。
一是觀察國際形勢的需要。當前，我國面臨的國際國內環(huán)境發(fā)生了重大變化。世界局勢呈現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迎來關鍵時期。在全球化時代，一些地區(qū)的沖突和矛盾經常牽一發(fā)而動全身。中東地區(qū)幾乎集中了當代世界各種各樣的矛盾與沖突：從民族矛盾到宗教糾紛、從地緣政治到資源爭奪、從大國干預到內部動蕩、從治理困境到文明迷失等。中東歷史研究不僅應該參與而且能夠參與現實中一些重大問題的討論和解決，以其獨特視角更好地發(fā)揮跨學科作用。把握國際形勢，需要樹立正確的歷史觀。所謂正確的歷史觀，就是不僅要關注現在國際形勢如何，而且要回顧過去、總結歷史規(guī)律，從而展望未來、把握歷史前進大勢。中東究竟向何處去？這是世界屢屢提及的“中東之問”。它充滿了歷史的滄桑，反映了人們對中東現實和未來發(fā)展的擔憂與困惑，蘊含著該地區(qū)在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生態(tài)等方面諸多不確定性的根源與前景，對其任何形式的回答都需要建立在更加多維、更加堅實、更加系統(tǒng)的歷史研究基礎之上。
二是智庫建設的需要。中東史“三大體系”建設可以為新時代中國外交和中東國家外交服務。中東不僅是世界熱點和焦點最集中的地區(qū)，也是我國“一帶一路”建設推進的“核心區(qū)”和“橋梁區(qū)”，歷史上雙方守望相助，共同抗擊西方殖民主義。中國特色大國外交進一步加強與中東各國的友好關系。從文明交流互鑒角度來看，人類歷史跨越千年萬年，科技創(chuàng)新日新月異，生產力發(fā)展突飛猛進，但不變的是人文精神和人文情懷。橫跨歐亞大陸、綿延幾萬里的“絲綢之路”不僅是貿易和物質的交換，更是文化的交流和文明的融會。我們尊重中東國家的變革訴求，支持他們自主探索發(fā)展道路；我們強調中東是人類古老文明的交匯之地，有著色彩斑斕的文明和文化多樣性；我們倡導中華文明與中東各國文明各成體系、各具特色，但都包含有人類發(fā)展進步所積淀的共同理念和共同追求。以上種種，都是構建中國特色中東史學科的價值體現和追求所在。
三是促進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融合發(fā)展的需要。構建中國特色中東史“三大體系”，就是要繼續(xù)破除“西方中心論”的影響，確立中國的學術自信。通過整合學術資源、彌補我國世界史研究的短板，在歐美史、日本史、東南亞史等已經相對厚重堅實的研究基礎上加強中東史研究，可以為構建更加均衡、更加完整的中國世界史學科體系發(fā)揮分支學科的功能和作用。中東史“三大體系”建設有助于帶動、輻射和影響我國中東區(qū)域國別的整體研究，促使有關中東研究的地理學、民族學、人類學、宗教學、語言學、博物學等多學科與歷史學交叉融合，為建立中國的“中東學”奠定基礎。通過“三大體系”建設，我們可以更好地總結中東歷史經驗，挖掘其歷史上的治理智慧和經驗教訓，為我國的治國理政服務；研究人類文明史的中東源流和伊斯蘭文明發(fā)展，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促進文明交流互鑒服務；在服務“一帶一路”建設、推進民心相通方面，中東史研究可以發(fā)揮人文交流的作用；就創(chuàng)新全球治理體系而言，對中國參與中東問題的解決也有重要的參考意義。
從多方面構建中東史“三大體系”
第一，厘清根源，強化中東史“三大體系”建設的歷史觀。歷史無時無刻地在參與現實世界的塑造，我們要在中國和阿拉伯、中國和伊斯蘭等文明交往的歷史長河里溯源。探究規(guī)律、總結經驗，毫無疑問是歷史學者的基本職責。從歷史的本體論層面看，要探討中東在人類文明交往史上占有的重要地位。
第二，看透外圍，強化中東史“三大體系”建設的整體觀。中東長期以來被喻為“大國政治的墳墓”，也有“國際政治的流沙”之稱。這都反映出中東與世界特別是與大國的復雜敏感關系。中國和中東都離不開世界，世界也離不開中國和中東。在全球秩序重建的時代蒼穹下凝望，我們必須從世界歷史角度審視中東及其歷史，因為找準各自在全球的身份和定位是極其關鍵的。從這個意義上來講，世界視角下的中東史研究可能同當代問題研究一樣充滿了復雜性、艱巨性和挑戰(zhàn)性。
第三，理解內在，強化中東史“三大體系”建設的文明觀。這是異質文明和歷史研究的關鍵。由于曾經相似的歷史命運，我們能夠更好地理解中東人民近代以來所遭遇的歷史命運。共建“一帶一路”倡議提出“政策溝通、設施聯(lián)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民心相通”，其中最為重要的就是民心相通，并且最為恒久的也會是民心相通。
第四，研究自覺，強化中東史“三大體系”建設的角色觀?！叭篌w系”建設是包括立場自覺、問題自覺、方法自覺在內的高度統(tǒng)一。樹立正確的角色觀，就是不僅要冷靜分析各種歷史現象，而且要在我國同世界的關系中洞察問題，正確認識我國在世界格局演變中的地位和作用，為制定對外政策服務。面對世界秩序的重建、中東形勢的巨變、共建“一帶一路”在中東的任務與愿景，根據國家所需和國際局勢，實事求是、精準梳理“中國的中東史問題”，著力點之一就是從中東和平的建設者、中東發(fā)展的推動者、中東工業(yè)化的助推者、中東穩(wěn)定的支持者、中東民心交融的合作伙伴等角度，強化歷史研究的現實意義。
第五，思想引領，強化中東史“三大體系”構建的價值觀。中國道路的成功意味著拓展了發(fā)展中國家走向現代化的途徑，給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發(fā)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獨立性的國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選擇，為解決人類問題貢獻了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世界發(fā)展的種種跡象表明，歷史的車輪已經走到這樣一個轉折點：美美與共，天下大同，世界各國人民攜手共同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這是這個時代最為宏大的歷史敘事。
總之，建設具有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中東史“三大體系”的研究歷程，是有著確定內涵和獨特價值的學術探究之旅，是集時間、空間、文化、身份、思想“五位一體”的多視角交叉和多學科融合之旅，也是堅持中國的立場自覺、問題自覺和方法自覺三者高度統(tǒng)一的理論自信之旅。作為史學工作者，我們應該在新時代的對外開放大潮中，為我國中東史研究的繁榮發(fā)展貢獻智慧和力量。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構建中國特色中東史學科三大體系問題研究”（21XSS006）階段性成果）
（作者系內蒙古民族大學中東研究中心主任、世界史研究所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