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構中國哲學知識論：胡適“名學”說省思

　日期：2024-08-07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胡適在《中國哲學史大綱》中以“名學”為闡發先秦諸子學派哲學學說的主線，奠立了“名學”的問題論域與框架結構，申明了儒家的蘇格拉底傳統。深刻反思胡適“名學”說的得失，有益于更加合理地推進構建中國哲學自主知識體系進程。

　　“名學”的問題意識

　　談到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學界在肯定其對中國哲學（史）學科的開創性貢獻的同時，更多是針砭其對中國哲學義理的闡發不足，如同時代人陳寅恪嚴厲批評其“隔閡膚廓之論”“穿鑿傅會之惡習”；對其“以西釋中”的學術立場，金岳霖甚至稱其為“研究中國思想的美國人”。不過，在胡適本人看來，《中國哲學史大綱》的立意并不在此。 “我這本書的特別立場是要抓住每一位哲人或每一個學派的‘名學方法’（邏輯方法，即是知識思考的方法），認為這是哲學史的中心問題。”可見，胡適認為先秦諸子學派普遍有一種“名學”，并把“名學”等同于“名學方法”或“邏輯方法”，有時胡適也稱之為“知識論”，亦即先秦諸子進行哲學思考、哲學創作的思想方法。

　　筆者將《中國哲學史大綱》中以“名學”即思想方法或知識論為中心的學說，稱為“名學”說。那么，胡適為何產生“名學”這種問題意識？在20世紀初，隨著西方哲學包括知識論涌入中國，在中國哲學（史）學科建構過程中，中國哲學傳統中有無知識論、存在何種知識論、如何建構中國哲學知識論等，亦成為學界必須面對和回答的問題。胡適提出，對于一種哲學，思想方法才是最根本的。不同先秦諸子哲學學派、哲學學說之間最根本的區別就在于思想方法。比如， “儒墨兩家根本上不同之處，在于兩家哲學的方法不同，在于兩家的‘邏輯’不同”；宋明儒學中的程朱陸王之爭，其根本也在于“尊德性”與“道問學”兩種不同方法而已。所以，與謝無量、馮友蘭、鐘泰等同時代哲學（史）家不同，胡適不是把對中國哲學的義理闡釋作為建構中國哲學史的中心任務，而是把“名學”即思想方法的建構作為中國哲學史的中心任務。所以，在《中國哲學史大綱》中，胡適不僅確立了中國哲學知識論的開端，明確提出中國哲學的“知識論起于老子、孔子”，而且把“名學”即知識論作為中國哲學史的中心線索，在編排和闡發先秦諸子學派的哲學學說時，“名學”是必須且相當重要的組成部分。

　　“名學”說的框架結構

　　胡適在《中國哲學史大綱》中對“名學”不僅有明確的問題意識，也大致勾勒了“名學”說的框架結構。第一，提出先秦時期每個哲學家都有自己的“名學”即思想方法。胡適認為，先秦時期盛行的“名學”，就是先秦諸子的思想方法，也是他們的知識論。他以孔子的“正名”學說為例，說明“名學”在先秦諸子哲學學說中的普遍性。“自從孔子提出‘正名’的問題之后，古代哲學家都受了這種學說的影響。以后如荀子的‘正名論’，法家的‘正名論’不用說了。即如墨子的名學，便是正名論的反響。楊朱的‘名無實，實無名’，也是這種學說的反動。我們簡直可以說孔子的正名主義，實是中國名學的始祖。正如蘇格拉底的‘概念說’，是希臘名學的始祖。”

　　第二，闡發了“名學”在墨家學說中的核心地位。從《中國哲學史大綱》篇章結構的安排上可以看出胡適格外重視墨家學說。雖然胡適極力推崇老子，但他僅用4個大問題申述老子學說；儒家哲學的創始人孔子也僅占據1篇（共5章）。而對于墨家學說，從形式上來說，胡適用了第6篇“墨子”（共4章）、第8篇“別墨”（共6章，其中第4章和第5章為名家惠施、公孫龍的學說）進行敘述。胡適認為，墨家學說對于中國古代哲學史有著非常突出的學術價值。僅從“名學”來看，其學術貢獻就有四點：其一，“別墨”于兩種流派之間探尋出一種“執中”的“名學”，提出了“名”與“實”各自的作用；其二，提出“效”“辟”“侔”“援”“推”等方法，是對科學方法的應用；其三，墨家知識論更加注重經驗和推論的作用，彰顯了一種真正的科學精神；其四，墨家“名學”中“法”的觀念，上承儒家“象”的觀念，下開法家“法”的觀念。總之，“古代哲學的方法論，莫如墨家的完密……從此以后，無論哪一派的哲學，都受此種方法論的影響”，甚至道家莊子、儒家荀子，都不同程度受到墨家“名學”的影響。

　　第三，在《中國哲學史大綱》“中國古代哲學之中絕”章中，胡適看到了秦始皇焚書坑儒對于中國古代哲學變遷的巨大影響。不過，他認為這不是最為根本的原因。最為根本的原因有四點，包括懷疑主義的名學、狹義的功用主義、專制的一尊主義、方士派的迷信。其中，懷疑主義的名學占據首要地位。雖然先秦時期諸子“名學”非常發達，但對知識存在一種“不遣是非”的懷疑主義態度，這種態度幾乎消解了信仰知識的科學精神，尤以莊子《齊物論》最為典型，“因此，莊子以后，中國的名學簡直毫無進步。名學便是哲學的方法。方法不進步，哲學科學自然不會有進步了。所以我說中國古代哲學中絕的第一個真原因，就是莊子的《齊物論》”。也就是說，“名學”這種思想方法的中絕，導致中國古代哲學的終結。

　　中國哲學的蘇格拉底傳統

　　胡適對于孔子儒家哲學的闡發采取以“名學”為根本的學術立場。所以，胡適不是把“仁”或“禮”作為儒家哲學的基本問題，而是主張“正名主義，乃是孔子學說的中心問題”。他以“正名”作為孔子評判是非善惡的尺度，把《論語》中非常重要的“忠恕”“一以貫之”等學說，都依照“名學”即知識論進路解讀，理解為孔子注重推論的“知識方法”。“我的意思，以為孔子說的‘一以貫之’，和曾子說的‘忠恕’，只是要尋出事物的條理統系，用來推論，要使人聞一知十、舉一反三。這是孔子的方法論，不單是推己及人的人生哲學。” 

　　在1959年參加夏威夷大學主辦的第3屆“東西方哲學家會議”時，胡適提交了一篇題為《中國哲學里的科學精神與方法》的論文。在這篇論文中，胡適明確提出“古代中國的知識遺產里確有一個‘蘇格拉底傳統’。自由問答，自由討論，獨立思想，懷疑，熱心而冷靜的求知，都是儒家的傳統。”在此暫且不論胡適的概括是否準確，僅就他把《論語》中的對話方式比附于古希臘的蘇格拉底式對話，認為這是中國古代哲學中的蘇格拉底傳統，無疑是對儒家知識論建構的一種貢獻。同時，胡適還列舉出《論語》中與“學”“知”相關的大量章句，如“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學而不厭，誨人不倦”“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吾常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以此闡發儒家的蘇格拉底傳統，論證這種傳統的“愛知識”“獨立思想”“鼓勵懷疑”“知識上的誠實”等思想品格，體現了胡適建構儒家知識論的自覺意識。

　　對“名學”說的省思

　　與馮友蘭的《中國哲學史》側重闡發中國哲學的義理，試圖以“義理之學”對應西方哲學的建構理路不同，胡適撰寫的《中國哲學史大綱》，采取以“名學”為中心的建構理路，認為“名學”即先秦諸子學派的思想方法，并與西方哲學的邏輯方法相比附，以此凸顯自己的中國哲學史著作的與眾不同。由此可以看出，胡適是中國哲學知識論建構的開創者，彰顯出中國哲學知識論建構的自覺意識。不僅如此，胡適還初步奠立了中國哲學知識論的問題論域與建構框架，即名學=邏輯方法=知識論。無論是同意者，還是反對者，幾乎都在這一問題論域和建構框架中探討中國哲學知識論的建構問題。如馮友蘭在《中國哲學史》序論“哲學的方法”中就非常明確地提出，即使“反對邏輯及科學方法者，其言論仍須依邏輯及科學方法。以此之故，吾人雖承認直覺等之價值，而不承認其為思想方法。科學方法，即是思想方法”。承認邏輯方法是唯一的思想方法，是胡適與馮友蘭的共同之處。

　　不過，應該看到，胡適處于“以歐洲的哲學問題為普遍的哲學問題”（金岳霖語）的時代，秉持的是“不能不依傍西洋人”（蔡元培語）的價值立場。以先秦諸子哲學學說的“名學”比附于古希臘的邏輯方法，把《論語》中的對話方式說成中國哲學的蘇格拉底傳統，這既是時代大勢所限，也是胡適中國哲學知識論建構的不足之處。另外，胡適中國哲學知識論建構的不足之處還在于采取一種普遍主義立場。在《中國哲學史大綱》中，胡適不僅把“名學”作為中國哲學史的中心問題，而且把“名學”作為中國哲學史的普遍問題，認定先秦時期諸子學派都有一種“名學”。更為關鍵的是，胡適提出的問題論域和建構框架把不同先秦諸子學派的“名學”普遍等同于古希臘的“概念說”，比附于西方哲學的邏輯方法。這迫使胡適不得不想方設法把先秦諸子學派的哲學學說統統擠壓入“名學”的知識進路中，甚至不惜誤讀、肢解、割裂先秦諸子學派的哲學學說。

　　在中國哲學知識論建構的百年歷程中，學界不斷反思胡適提出的問題論域和建構框架，嘗試推動中國哲學知識論的建構進程。如馮契試圖打通“元學”與知識論，以“元學”作為知識論的更高階段即智慧層次，把“理性的直覺”“思辨的綜合”“德性的自證”三者融為一體，完成“轉識成智”的飛躍。楊國榮認為，“狹義知識論”是就知識而論知識，只重視論證過程而不重視思想創造過程；“廣義知識論”則是把問題意識、思想學說、思想方法融合為一體，后者更為適合中國哲學知識論的建構。鞠實兒以“廣義論證”說突破狹義的“名學”即傳統邏輯學論域，把學術視域擴展到整個中國哲學乃至春秋時代“詩”“禮”“樂”文化傳統中。學界的這些反思說明，探討中國哲學知識論的建構問題，既要看到中國哲學中哲學學說與思想方法的相互融合，也要充分照顧到不同哲學家在其哲學思想創造活動中采取的不同思想方式。由此才能揭示這些不同思想方式在中國哲學學說創立過程中獨特的哲學意義，也才能更加合理地推進中國哲學自主知識體系的構建。

　　（作者系河北大學哲學與社會學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