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哲學史”到“哲學史”

　日期：2024-10-09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無論我們是否將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卷）》看作中國的中國哲學史研究真正得以確立的標志，中國哲學史在中國的發展都是在中西文明沖突這一背景下展開的。從一開始這個學科就伴隨著“中國有哲學嗎”這樣的質疑，而前輩學者大多都在為這種質疑進行辯護，而辯護本身也正是當時文明心態的一種反映。這種文明心態實際上經歷了一個“否定之否定”的過程，開始于對自身（文化）的批判，進而發展為“中國哲學”的確立。如果沒有后一個否定，前一個否定就會成為單純的破壞，只有在后一個否定中，前一個否定作為發展的必經環節才獲得了自身的意義。而后一個否定指向的正是中華文明主體性的確立，也就是建構自己的哲學——中國哲學。這不同于比我們更早研究中國哲學史的日本，也不同于以先進方法理念研究漢學的歐美。他們可以輕易接受中國沒有哲學的論斷，所以不可能構建起真正具有主體性的中國哲學。

　　對于今天中國的年輕學者來說，文明心態已經發生巨大的轉變，他們進入哲學系開始接受系統的學術訓練之時，中國哲學史的研究已經取得了長足的進步，并廣泛吸收借鑒西方哲學的最新研究成果。在大多數學者心中，中西哲學之間已經并不存在明顯的優劣之分，更多只是因興趣不同而造成選擇上的差異而已。正是這種文明心態的差異，使得“中國是否有哲學”不再是一個必須要回答、必須要為之辯護的問題。在這一代學者看來，“中國是否有哲學”不再是一個理論問題，而應該是一個實踐問題，即我們能否真正構建起具有深刻思想性和現實說服力的中國哲學。這依賴于對古代典籍的哲學闡釋和對當代中國哲學的建構與寫作，兩者之中又以前者為基礎。因此，持續推進中國哲學史的研究是中華民族在中西文明沖突的背景下重新確立自身文明主體性的關鍵。

　　其實，中國哲學學科的初心就是“中國哲學史”。陳來指出，“從本科生到碩士生乃至到博士生的學習階段，我們的學習研究都是緊緊扣住‘中國哲學史’這個學科名義來進行的，換句話說，在這個學習階段，不是鼓勵大家做中國哲學體系的創造研究，而是強調哲學史的基礎學習和研究……哲學要有訓練，訓練最主要的就是哲學史的訓練”。因此，思考如何持續推進既有的中國哲學史研究、反思其中的不足，應該一直伴隨這個學科的發展，并且始終應該是我們關注和思考的最緊要問題。縱觀以往的中國哲學史發展歷程，有兩點經驗特別重要：一是研究主體對于真理本身（及其哲學性、思想性）的不竭追求；二是哲學研究（甚至是哲學創發）必須以經典文獻（文本）作為基礎。

　　雖然中國哲學的建構要以“中國”為主體，但實事求是地講，西方哲學是中國哲學研究的基本處境。西方哲學典籍的譯介和研究激活了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研究，特別是對中國哲學的研究。具體來說，這種激活體現在幾個方面：一是譯介的西方哲學概念范疇塑造和拓展了現代漢語的哲學表達能力；二是西方哲學的問題意識引導了中國哲學的闡釋方向；三是西方哲學的論證性和系統性刺激了中國哲學的言說方式。

　　然而，在激活的同時也帶來了一系列相關問題。比如，直接使用西方哲學固有的概念，可能面臨兩個方面的問題。一是容易造成概念的濫用，不加界定、不作說明會造成概念使用上的不準確，比如將墨子稱為“功利主義”，將永嘉學派亦稱為“功利主義”，但其實這些學說與西方政治哲學傳統中的“功利主義”有本質的差別；二是使中國哲學的研究難以擺脫（繞開）西方哲學的問題意識。因此，我們不得不去思考如何協調在中國哲學研究中的中西哲學關系問題。

　　需要注意的是，對中西差異的強調不應導向某種封閉（自說自話）式的中國哲學研究，即中國哲學的闡發絕不是要走拒斥其他文明思想成果的路子。而恰恰相反，在中西對比中，將中國哲學固有的特點提揭出來，這一過程同時也預示著一種新形態哲學的可能。其實，這一態度也同樣適用于中國哲學內部，即中國哲學絕不是儒家主義、道家主義的，因為哲學思考所追尋的“理”（真理）是公共性的、普遍的，任何強調自我中心的偏頗信念，最終必然會發展成為由诐辭到遁辭的思想主張和哲學表達，進而成為妨礙整個人類社會發展的思想根源。

　　在中國哲學研究與建構的過程中，另一個無法回避的問題就是哲學的寫作方式。“哲學寫作有多種形式，分析哲學派強調論證，其實論證也有不同的形式。哲學寫作的論證不可能與幾何證明一樣具有科學的性質，因此哲學寫作的論證不過是一種論述的形式，一種希望獲得或取得說服力的形式，尤其是在分析傳統占主導的英美哲學世界。”在這里，我們看到論證作為一種獲得說服力的形式是有其時代性特征的，在中國哲學的歷史發展中亦是如此。《論語》中沒有論證，到了《墨子》已經開始有非常明確的論證意識了，比如“言立三表”的出現，以及對“非攻”“節用”“兼愛”等的相關論說。到了孟子時代，“辯”的意味就更明顯了（“予豈好辯哉”）。由于提出了不同于前人（當時大家普遍接受）的觀點或其他思想（質疑）的出現，于是就有了對自身理論合理性的說明，這大概就是論證的起源。而這種說明必然有其所針對的對象，這也就意味著辯護的方式會因對象的差異而有所不同。因此，論證有其時代性的特征。

　　宋明理學被認為是儒家發展的第二期，也被稱為“新儒學”。此“新”并非意味著理學家們提出了與孔孟不同的思想宗旨，而是指在佛老的挑戰下，在對孔孟思想價值全面繼承的基礎上建立起詳密的哲學論證體系。也有學者稱之為“為儒家生活方式奠定哲學基礎”，其中不變的是“儒家的價值信仰、生活方式”，發展的是哲學式的論證模式以及由此建立的體系化的哲學形態。

　　今天中國哲學的發展亦面臨相同的問題，首先我們要將中華文明的固有價值以現代漢語的方式呈現出來，并以當下最具說服力的方式進行表達。這種說服力一方面受近代西方哲學的表達方式的影響，另一方面也受自然科學的論證方式的影響。陳寅恪曾說：“中國自秦以后，迄于今日，其思想之演變歷程，至繁至久。要之，只為一大事因緣，即新儒學之產生，及其傳衍而已。”佛教的傳入對于儒學是一大事因緣，西方哲學的強勢對新形態的中國哲學又何嘗不是如此。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可以經濟為先導，但必以文化為歸宿。所謂文化，即包括新形態的中國哲學的產生，我輩學者即為此而生，此即吾輩學者之存在意義。可喜的是，自中國哲學學科誕生以來，從“哲學史”到“哲學史”，在一代又一代學人的努力之下，新時代的中國哲學正在慢慢綻放。

　　（作者系國際關系學院公共管理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