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歷史社會學的思考
日期：2024-10-11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晚清學人劉咸炘謂“夫風溫而春，風涼而秋，寒暑之相代，八風之相乘也”。風，按照今人理解，往往不過是一種因為空氣流動所形成的物理現象。與一系列較激烈的自然現象結合在一起，僅僅容易搖動人的情緒。莊周曰：“大塊噫氣，其名為風，是惟無作，作則萬竅怒呺。”《說文》中解“風”作八種，則將風按照八種方位細分作八種類別。緊接著，許慎又說“風動蟲生，故蟲八日而化”，于是乎“風”便不再僅僅是一種與人無涉之自然現象，而是和人事與世變聯系在一起。如清人徐灝所說，正由于“風動蟲生”，所以“風”才得以命名為“風（風）”，即“風無形可象，因其所生之物以制字，故從蟲”。龔自珍在《釋風》篇中，以主客問答之口吻，作此表述：“‘且吾與子何物？固曰：倮蟲……天地至頑也，得倮蟲而靈；天地至凝也，得倮蟲而散；然而天地至老壽也，得倮蟲而死。天地猶旋轉簸蕩于蟲，矧蟲之自為旋轉而簸蕩者哉？’”是人也，猶倮蟲也。劉咸炘又謂：“夫蟲有五而人為之長，人有四而士為之長，作為莫大乎士，怒號莫大乎學術。風，有源有流。源也者，吹之者也，有所為而然者也；流也者，受吹者也，不知其然而然者也。”龔自珍曰：“古人之世，倏而為今之世；今人之世，倏而為后之世；旋轉簸蕩而不已。萬狀而無狀，萬形而無形，風之本義也有然。”對于“風”之意義，筆者在此獺祭二三，意欲說明風之為“風”，大有人文化成之深意，然則又因于自然，不獨與自然相對也。
風與氣相連，則曰“風氣”。概“氣”者，像天地間氤氳之氣。風之穿梭于往來古今，氣之彌漫于八荒四野。風氣者，又像一時一地人之所聚而成群之善惡。風有清濁，氣有正邪。人處其中，感之而又成之。所謂感之者，不知其然而然者；所謂成之者，有所為而然者也。今日社會科學喜談制度，喜論法。殊不知制度與法，古人亦多談。一曰非圣人不制禮不作樂，一曰徒善與徒法，皆不足以為政與自行。蓋所說制度，非如德國社會學家韋伯所論理想類型意義上之科層主義者。后者以非人格化與制度主義為基本特征。然而此二者亦非可以離人而談論者。所謂“非人格化”，亦是人的意志在制度運作中的體現，即“制度精神”。若夫“非人格化”指擔綱者公心如照，存其天理而滅其人欲，則人之所樂見也。韋伯所憂心者，科層主義推至極端，及于無靈魂之冷漠狀態(tài)，蓋人類工具理性之獨大，理智壓倒情感，恰如作繭自縛者，忘卻人生之本來意義。由此論之，是所言“制度”，不如直言“風氣”，使人不忘卻天地之旋轉簸蕩，與人之絕對相涉。有不得不言者，則必于制度之紀綱，投之于實踐，賴擔綱者而成活之，是所謂蔚然成風之道理，知之甚深，體之甚切，如嘗傷于虎者聞虎而色變。王夫之論法密不能勝天下，以法救法之弊，猶厝薪救火也，是有“寬斯嚴，簡斯定，吞舟漏網而不敢再觸梁笱”之論。然則制度又必有沿革也。風氣之開，必有所以取；風氣之成，必有所以敝。孔子曰“周監(jiān)乎二代，郁郁乎文哉”，謂制度之變革，不如開風氣也。然徇風氣易，而持風氣難也，史家章學誠嘗有是論。是風化于蟲，而蟲之旋轉簸蕩不止，倏忽能開出新風，乃其命維新之義。
于是再言“風化”。《禮記》載孔子言：“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段玉裁《說文解字注》云：“風之用大矣。故凡無形而致者皆曰風。”《毛詩序》曰：“風，風（諷）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蟲之旋轉簸蕩于風，不獨力之攪動也。而自化亦化于風也。是有不同時人，不同地人。人化于風者，人之相化也。人何以能相化？人最可以感。許慎《說文》曰：“感，動人心也。”人心之所動有淺有深，有誠有偽，有正有邪，不能齊一，于是上須以風化下。上之為上，不修人德以達天德，尸其位而素其餐，所以下可以以風刺上。是所說“風化”，有同于“社會化”者，然則更重彝倫道德。不獨以道德為維系社會化之手段，而竟以道德為人之生境。莊周《知北游》篇托孔子言曰：“古之人，外化而內不化；今之人，內化而外不化。”是道德生境殊于教條化之道德桎梏，所謂“內不化者”乃守卻內心一片天機，如此道德生境乃人文生境，人道可達于天道，而非與天相二也。是亦古之圣人制禮作樂之大用也。禮者，理也。傷于禮即傷于風化，傷于天理。是上以風化下，非隨心所欲而可以化之，必居仁由義是可以化之。天地之旋轉簸蕩于蟲，蟲猶自化，圣人者，倮蟲之精也。故古今轉換倏然，有大而化之之功，過化存神之跡。而風化所賴，斯文不墜于地者，一系于此。是風化不獨效于一時一地也，往來而成古今。然則天生聰明，使先覺覺后覺，是勉人臻于善境也。圣人之為模范，而不為神靈，正在于眾人之可以躋進也。是所論“風化”，常起于物之不齊，然則齊者，在于皆可以躋進也。
再則曰“風格”。風氣所生，風化所及，風格所成。法國學者布封謂“風格即人”。有一時之風格，有一地之風格，有一人之風格，有一國之風格。風格，相異者也。無相異，則不成風格。風氣有清濁，風化有厚薄，風格有高低，古今似概莫能外。以文譬喻之，劉勰《文心雕龍》“體性”篇曰：“才有庸俊，氣有剛柔，學有淺深，習有雅鄭。”是風格不一而足，然“并情性所鑠，陶染所凝”。風格之高者，則久歷云煙，以成風范。如韓柳之文，李杜之詩，羲獻之書。然則文章、辭賦、書藝諸種，末技也；道德，根本也。以傳統(tǒng)中國之儒統(tǒng)論之，則有古圣賢，創(chuàng)世垂統(tǒng)，為萬世范，韋伯所論道德感召足以興發(fā)悠悠千古之卡里斯瑪是也。然則古圣賢亦有相異者也。孟子曰：“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孔子，圣之時者也。”孔子，集大成者也，遂足堪傳統(tǒng)儒家之至高典范。風格之高者，既成風范，則其風化所及又不拘于一地一時，蟲之旋轉簸蕩者，風氣又足以賴之。風格之低者，或可風化一地一時，然終難久歷風雨，其所謂風范，反面之標本也。至于相競相率，紀綱衰馳，世道凌替，則涂爾干所謂之“失范”是也。一時一地之風化有不足論者，一時一地之風范有不足效者，一時一地之風氣有不足徇者。然則徇風氣易，持風氣難，是則需言“風骨”。無風骨則無有風格之高者，亦無風范。風骨，風范所由持立者。風骨者，人格之高邁者，我國悠久歷史中嘗有，過往之昨章中嘗有。然如當代理論家所論，若夫物化日重，不絕如線，人漸于內化而外不化，風格況已日漸模糊，侈談風骨，則必有漸于沉淪之虞。是則論“風”，實則論人。人之泯于風格，失于風范，傷于風化，則技術文明何足道哉。
余則曰風物，風景，風情，風貌……蓋風之所至，可造景物，可動性情，然在此不欲多論。蘇合之丸，蛣蜣之轉，好惡貴賤，一系于此。是則察于風者，曷止于描摹社會變遷之客觀態(tài)勢也；之于人心世變，亦必有深刻之主觀洞察。天地之旋轉簸蕩也，猶社會變遷也，不能不化于蟲，猶不能不作用于人心也。人心之所影響于社會變遷者，猶蟲之有力于天地之旋轉簸蕩也。過往之跡，已成歷史，昨日之社會者是也；今日之動，是為社會，未來之歷史者是也。故曰：歷史，昨日人之社會；社會，明日人之歷史。傳統(tǒng)，過去之現代；現代，未來之傳統(tǒng)。我輩，今日之社會學研究者，明日則成記錄一時代之史家也。潘光旦先生嘗論社會學當更“人化”，只見結構與制度，則易生知見之障。曰風氣，曰風化，曰風格，則不可脫離于人而論之也。費孝通先生晚年論當拓展社會學之傳統(tǒng)界限，傳統(tǒng)界限適為現代西方社會科學方法預設之拘限，而轉而向吾國悠久傳統(tǒng)文化資源之寶山，以與學科根生傳統(tǒng)之西學奧義相互參育，有所發(fā)明。恰如撥云見日，在森林中見樹木，在結構中見人也。今試舉“風”之一隅，率爾操斛，汲深綆短，不揣淺陋，以求教于方家。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士人與禮的社會學研究”（20CSH010）階段性成果）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式現代化研究院助理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