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廟學合一”及其歷史價值

　日期：2024-10-11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廟學是古代傳承至今的儒學物質載體。“廟學合一”（孔廟和官學合一）是中國古代社會的教育規制，是在官學設孔廟，且屬于國家推動之行為。其起源可追溯至周代“祭教合一”的悠久歷史傳統，自漢代發端，魏晉南北朝繼承發展，唐代正式形成并制度化，孔廟祭孔與古代教育和科舉制度融為一體。宋元明清因襲這一制度，是中國古代教育之實存、代表和象征。清末民初，新學興起，廟學分離，這一古代教育制度解體。

　　“廟學”一詞，最早出自韓愈的《處州孔子廟碑》：“惟此廟學，鄴侯所作。” “廟”是指孔廟。“廟”，《說文》云：“尊先祖貌也。”“廟，貌也，先祖形貌所在也。”漢代鄭玄箋曰：“為立宮室，四時祭之，若見鬼神之容貌如此。”孔廟亦是遵此規制，由孔子后代（如子思）及孔子弟子所建，為尊先祖及老師孔子之貌。此亦是孔廟特殊之處，即不僅僅是尊先祖，亦是尊老師之所。這在古代社會是極為特殊的存在。故孔廟在創建之初，便具有了祭祀先祖和老師的雙重意涵，也為漢代皇帝祭祀以及孔廟走向全國學校奠定了合法性基礎。

　　“學”則指學校，這里的學校亦非泛指所有學校，而是指國家創建的官學，主要包括京師國學（太學、國子學）以及全國各地府、州、縣學。故“廟學”實即古代孔廟和學校的一體化。不過，“廟學合一”歷經了很長的歷史進程。“廟學”在古代實是先有“學”，后有“廟”，起初是“廟”“學”分離的。孟子曰：“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夏商周三代并沒有孔廟，但都有國家大學，用以明人倫道德（故后世廟學皆有明倫堂或明德堂，北京孔廟國子監稱彝倫堂）。周代大學里要祭祀的先圣先師，皆是開國之君及輔佐其創建功業之重臣。春秋時期，孔子去世，始于曲阜闕里建孔廟，弟子以六代之樂祭祀。為表彰孔子對教育文化事業所作的巨大貢獻，漢代開始于曲阜闕里孔廟祭孔，由漢高祖劉邦開其端。漢武帝采納董仲舒策議“罷黜百家、表章六經”，儒學上升為官方經學，孔子地位日益尊榮。其后，漢明帝將祭孔推向全國學校，魏晉南北朝亦于國家最高學府太學辟雍釋奠孔子（顏回配享）。東晉開始于太學設立祭祀先圣先師的廟宇（夫子堂），可稱為中國第一所建造在國家最高學府的孔廟，可謂“廟學合一”規制的雛形。南北朝時，北齊于地方郡學立孔、顏廟，已經非常接近于“廟學合一”之規制。隋唐特別是唐代時，儒學逐漸制度化，孔廟由國子學、太學逐漸推廣至全國州、縣學。“廟學合一”教育規制正式形成，并為宋元明清沿襲。

　　通過歷史考察可知，在古代，“儒學”與“廟學”是一體的，甚至“廟學”即是作為實體存在的“儒學”。“廟學”與“儒學”之密切關系，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廟學興衰系于儒學。廟學制度之形成與發展，與儒學和孔子地位不斷升級密不可分。在儒學經學化、制度化的同時，祭孔亦逐步常態化，終致唐代廟學合一制度化，宋元明清因襲之。儒學教育、孔廟祭孔與科舉制度遂合一，廟學發展長盛不衰。儒家的思想義理教育、禮樂教化皆在廟學中進行，廟學乃儒學的物質載體和教化場所。清朝末年科舉廢止，新學興起，儒學式微，廟學分離，即孔廟和國家各級學校分離。國子監劃歸學部，古代學校大都廢棄，建立了新式的各大、中、小學校。隨著帝制結束，古代政治制度和經學制度解體，儒學教育式微，廟學亦逐漸喪失其政教、文教職能。其次，廟學是儒學倡導尊師重教之重要場所。古代學校中建立孔廟是為了尊孔，其實質是尊師。古代國學是國家各級官學，其實質是重教，重視社會教育教化。尊師必尊孔，孔子是先師，是教師這一職業的祖師。重教亦要先尊師，不忘先圣先師之恩澤。所以天子臨雍講學，一定先去孔廟跪拜釋奠先師，再去國子監辟雍給文武百官和國子監師生講學。最后，廟學體現了儒學在中國教育史上的重要地位。“廟學合一”的教育規制是一個重要歷史現象，它與科舉制度一起，在中國古代延續長達1300年之久。

　　廟學（國學）作為祭孔講經之圣地，禮樂教化之要地，古代教育之重地，科舉制度之基地，儒學、經學（學統）與道統的物質載體，治統（政統）與道統、經學（學統）與從祀制度交匯之地，其歷史意義重大。

　　第一，“廟學合一”的教育規制承繼了夏商周三代祭祀與教育合一的歷史傳統。“祭教合一”（其實包括教育、祭祀、政治和倫理多種功能合一）早在前“廟學合一”時代已經出現，具有濃厚的“報本反始”“崇德報功”意識。后來，由于孔子在教育文化事業上影響極為深遠，所以釋奠的對象逐漸以孔子為主。漢明帝開始，孔廟祭孔走出鄒魯，走向天下學校，潛在地有將孔廟與學校合一之勢，唐代正式實現“廟學合一”制度化。也即是說，孔廟祭孔與學校教育的合一是中國教育歷史發展的大趨勢。“廟學合一”充分體現了中華文明祭祀與教育合一的悠久歷史傳統，體現了中華文明突出的連續性。

　　第二，“廟學合一”教育規制是漢代以來儒學經學化、制度化，祭孔講經逐步常態化、制度化的充分體現。“廟學合一”教育規制是儒家思想得到官方高度認可的具體體現。從漢高祖、漢武帝、漢明帝再到魏晉南北朝，讀經、講經和尊孔、祀孔逐漸成為一種慣例和制度。這種制度在隋唐時期得到延續和全面定型。

　　第三，“廟學合一”教育規制是孔子地位以及儒家道統譜系確立的重要標志。唐代正式創立“廟學合一”的教育規制，本身便是對孔子所代表的儒家道統之承認和重視。“廟學合一”的發展歷程表明，這里的“廟”最終必然指向孔廟，而孔廟的主祀對象便是孔子，如房玄齡、朱子奢所建言“庠序置奠，本緣夫子”。當然，這也是夏商周三代以后政統與道統二分在唐代的制度化體現。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