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勞動力要素向發展新質生產力流動

　日期：2024-10-24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基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指出“生產要素創新性配置”構成新質生產力的三大催生路徑之一，其基本內涵為勞動者、勞動資料、勞動對象及其優化組合的躍升。勞動力在城鄉間、地區間抑或部門間的流動，不僅實現了自身及其附載的資本、技術等要素在區域與空間的優化配置，而且通過與勞動資料、勞動對象的優化組合，改善了區域就業結構與產業布局，極大推進了新型工業化與新型城鎮化的進程，對中國經濟增長作出了重大貢獻。“著力打通束縛新質生產力發展的堵點卡點，建立高標準市場體系，創新生產要素配置方式，讓各類先進優質生產要素向發展新質生產力順暢流動?！被诖?，聚焦新質生產力發展下勞動力流動的困境、關注勞動力要素的合理配置問題，是拓展新質生產力發展空間、實現高質量發展的重要課題。

　　破除勞動力流動壁壘

　　“新”作為新質生產力的核心特征與重要表現，體現在新要素、新產業、新動能、新生產關系和新發展路徑方面，而傳統的勞動力流動模式難以滿足新質生產力“新”的要求。一方面，勞動力外流導致農村內生動力源減弱，難以契合新質生產力對改造傳統農業、推進現代化農業發展的新主體的內在要求。傳統勞動力流動通常伴隨著農村青壯年勞動力長期大規模外流，留守農村的大多是老幼病殘群體。這種畸形的人口結構使得農村人力資本始終處于較低水平，引致農村耕地拋荒、傳統文化衰退以及“空心村”現象，嚴重削弱了農村生產效率，難以契合新質生產力對傳統農業生產方式改革的要求。另一方面，城鄉和區域間雙向完全自由流動的勞動力市場尚未形成，導致勞動力要素布局由聚集農村的傳統失衡轉向偏向城市的新一重失衡，阻礙了勞動力要素在城鄉和空間上的動態均衡，違背了城鄉和不同區域有針對性地開展“勞務輸出”、因地制宜發展新質生產力的內在要求。

　　戶籍制度及其附載的城鄉差異化福利制度是限制以勞動力為核心的要素在地區間自由流動的最大障礙，同時也是新質生產力發展的重要堵點卡點。首先，深化戶籍制度背后所附載的子女教育、醫療、住房、就業等諸多福利和公共服務改革與創新，推進農村農業轉移人口的內生式市民化，提升新型城鎮化的質效。其次，根據不同區域、不同城市的資源稟賦和發展要求，制定差異化的落戶政策，嘗試從根本上取消大中小城市尤其是常住人口較少城市的落戶限制，在部分特大型城市實行逐步寬松的積分落戶制，全方位打通勞動力進城渠道。最后，在政策上鼓勵勞動力舉家遷移，提高勞動力以家庭為單位的流動比例，保障勞動力家庭的社會撫育能力，提升勞動力外流家庭流動過程中的幸福感與獲得感。

　　重塑勞動力流動格局

　　“質”作為新質生產力的內在要求與衡量標準，關鍵在于全要素的合理組合與生產率的大幅提升，而傳統勞動力流動難以符合新質生產力“質”的標準。一方面，傳統勞動力流動微觀主體教育、技能水平不高，與產業結構升級需求不匹配，阻礙了新舊生產力轉換。傳統勞動力流動主體多來自農村剩余勞動力，主要從事勞動密集型產業，這部分勞動力流向以高技術門檻為代表的新能源、新材料、先進電子信息等戰略性新興產業時，易出現勞動力過剩與行業招工短缺并存的結構性失衡問題，極大阻礙了傳統產業的轉型升級，限制了新舊生產力發展的轉換。另一方面，傳統勞動力流動難以帶動其他附載生產要素的優化配置，限制了各要素向新質生產力的暢通流動。城鄉間勞動力流動難以帶動其附載的土地、資本和技術等要素的自由流動，農村土地、宅基地等要素資源無法得到有效利用，導致資源閑置和浪費。由于上述資源錯配問題，在農村勞動力向城市轉移的過程中，勞動力、勞動資料和勞動對象無法得到有效組合和配置，導致生產效率低下。

　　中國人口增長在2021年與2022年間出現拐點，人口總量的減少與人口老齡化程度的加深逐步成為中國經濟發展新常態。面對這一人口結構的變化，構建勞動力流動新格局成為新質生產力發展的關鍵。首先，農村和欠發達地區可以積極引導勞動力回流，完善大齡農民工再就業政策體系，甚至引進與農業現代化相匹配的科技人才和工作者。既改變農村單一的勞務輸出思路，合理引導“城歸”勞動力帶動資本、技術有序下鄉，以高人力資本水平提升農村農業生產率，形成規模效應，又促進農村和欠發達地區“銀發經濟”發展，填補留守人口結構的畸形化導致的農業和欠發達地區經濟增長缺口。其次，城市和發達地區應完善外來勞動力社會保障和福利制度體系，擴充城市人口負載力并增強內在的吸引力。一方面，加大城市基礎設施與公共服務供給，提高教育、醫療衛生、住房等公共服務的可及性，緩解資源緊張導致的“城市病”問題。另一方面，將農村轉移人口全面納入城鎮社會保障體系，確保流入城市的勞動力與本地居民享有同等的基本公共服務。最后，縣域地區可以提升綜合服務能力，成為勞動力在城鄉間流動的橋梁與中轉樞紐。鼓勵勞動力以縣域為核心就近就地轉移，使縣域地區成為銜接城鄉經濟社會發展的中心紐帶，輻射帶動縣域周圍的農村發展，更進一步釋放農村剩余勞動力。

　　提高勞動力流動品質

　　“力”作為新質生產力的出發點與落腳點，強調將新質生產力發展落實到實踐活動中，而勞動力流動仍存在諸多阻力。一方面，戶籍制度及其背后的諸多福利制度限制了勞動力自由流動，阻礙了勞動力市民化。盡管戶籍制度有較大改革與創新，但其背后附載的城鄉差異化福利制度固化了勞動力原有身份，使得進城務工人員在就業、住房、教育、醫療等方面未能享有與城鎮居民同樣的權益，阻礙了農村勞動力市民化進程。另一方面，勞動力以家庭為單位的社會性流動比例較低，家庭養育問題成為勞動力流動的后顧之憂，易導致社會階層固化與貧困代際傳遞。勞動力流動模式仍以戶主或主要勞動力外出務工為主，其他人口（如老人和兒童）留守農村。社會政策的滯后與市場機會的缺失使得家庭養老和子女教育問題成為外出務工勞動力的后顧之憂，極易導致農民工身份固化和貧困代際傳遞，影響了勞動力外流的成本、收益和積極性。

　　新質生產力發展特別需要高技能人才支撐。因此，長期需加大人才培養的力度，短期可以通過優化人才評價與配置，實現勞動力在城鄉間、地區間和部門間的供求匹配，挖掘與提高勞動力流動帶來的潛在人力資源和人力資本水平與效應。首先，吸引與培育高技能和高素質人才是適應新質生產力發展的關鍵。以戰略性新興產業與前瞻性未來產業為錨點，以顛覆性技術和前沿技術為重點，積極吸引高端人才流動，擴大“人才蓄水池”，追求人力資本“質”的提升，促使“人口紅利”向“人才紅利”轉變。其次，高校應發揮人才培養主陣地作用，提升勞動力人力資本水平。因此，需進一步強化高校在創新型技術教學與運用中的引領帶頭作用，培育適應新質生產力發展的高技能技術人才。最后，短期可以優化人才評價機制，促進勞動力和人才市場良性發展，加快勞動力有序流動，實現勞動力在產業間、地區間和部門間的優化配置和供求匹配。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中國勞動力轉移剛性對城鄉融合影響的機理、效應與政策研究”（22BJL076）階段性成果）

　　（作者系南京審計大學經濟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