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對外援助的理論創新

　日期：2024-12-19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新中國成立伊始便開始提供對外援助，大致經歷了支持發展中國家民族解放、促進其經濟社會發展和以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為引領的國際發展合作三個階段。中國對外援助70余年的創新實踐，為系統性的理論創新奠定了堅實基礎，有助于推動整個國際發展合作的理論完善與升級。

　　中國對外援助理論的創新動力

　　中國對外援助始終順應時代要求，不斷推陳出新、轉型升級。中國對外援助理論創新的主要動力來自三個方面。

　　一是中國國家身份的持續演變。與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始終是單純的受援國不同，就對外援助而言，中國的國家身份經歷了相對復雜的動態變化，即中國自1952年開始提供對外援助起就兼具援助國與受援國雙重身份。身份演變是中國對外援助理論持續創新的內生動力。

　　二是受援國需求的動態塑造。西方對外援助源于二戰結束后美國在西歐實施的“馬歇爾計劃”，以經合組織發展援助委員會（OECD-DAC）為核心的傳統援助國往往出于自身利益塑造受援國的援助需求。自20世紀60年代起，基礎設施援建、減貧、結構調整、善治等聚焦議題的切換，推動國際對外援助主題隨之變化。更為重要的是，聯合國的四個發展十年戰略及進入21世紀以來的千年發展目標和可持續發展目標，整體上經歷了“增長”“公正”“人權”及“可持續發展”的變遷，與傳統援助國所塑造的受援國需求形成事實性的呼應。這在很大程度上構成了中國對外援助理論創新的體系環境。

　　三是援助國—受援國互動模式的根本轉變。冷戰結束以來，受援國戰略自主意識持續強化，包括中國、印度、巴西等在內的新興大國群體性崛起，使冷戰時期的受援國對援助國的單向依附遭遇挑戰。20世紀90年代，傳統援助國主導了聯合國千年發展目標的制定進程。但這一主導地位在制定《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時已難復制。事實上，打破既有的援助國—受援國二元對立關系，成為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的重要關切之一。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落實進程中遭遇的多重危機，進一步呼吁援助國—受援國關系的轉型。追求援助國—受援國的平等關系是中國對外援助理論創新的價值指引。

　　價值觀創新：強調平等性的對外援助

　　中國對外援助最為根本性的理論創新是從價值觀層面堅持援助國—受援國的道德平等。

　　第一，中國提供對外援助之初便確立了平等互利、尊重主權、拒絕依附等平等原則。周恩來總理在1964年訪問非洲時提出中國對外經濟援助的“八項原則”，其中有四項明確強調援助國—受援國的道德平等。

　　第二，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是中國對外援助的崇高使命，責任共同體是踐行道德平等的最佳載體。中國基于大國責任擔當提供對外援助，實現可持續發展的根本使命仍是受援國主導完成的。因此，中國對外援助基于道德平等、強調責任共擔，以責任共同體推動構建命運共同體。

　　第三，南南合作是中國對外援助的基本定位，強調共商共建共享的平等伙伴關系建設。中國對外援助以道德平等為基礎的伙伴關系建設涵蓋三個層次：一是中方與受援國的政府間平等合作，即公共伙伴關系建設；二是中方與受援國的政府、企業、民間組織等的多層次合作，即公私伙伴關系與民間伙伴關系建設，其中最為明顯地體現在援助、貿易與投資的協同增效方面；三是中方、受援國與包括國際組織、傳統援助國、新興發展合作伙伴等所開展的三方和多方合作，這一延展性的伙伴關系有助于道德平等理念的推廣。

　　方法論創新：追求可持續的對外援助

　　贊比亞經濟學家丹比薩·莫約認為，傳統的對外援助已經死亡，其深層根源主要在于兩個方面，一是傳統援助國的戰略短視，二是傳統發展圈的部門利益。中國對外援助完全擺脫上述制約，致力于對外援助的可持續性提升。

　　第一，以發展和平論重塑理論。傳統援助國認為，受援國發展不充分源于安全與治理不充分，由此而來的自由和平論強調，援助應優先給予安全和治理部門。中國結合自身發展經驗和對外援助的雙重身份，以“發展是解決所有問題的總鑰匙”理念為指導，強調在受援國發展資源極其有限的情況下，對外援助應優先具備再生產能力的發展部門，而非優先消耗性的安全和治理部門。兩種援助理論存在明顯的路徑差異，但中國的發展改革穩定平衡與西方的發展—安全—治理關聯仍可互通互鑒，在凸顯中國式現代化成功經驗的同時為受援國預留充分的舒適度。

　　第二，以受援國的可持續發展為根本目標。中國對外經濟援助“八項原則”的第四項原則強調，中國援外目的是幫助受援國逐步走上自力更生、經濟上獨立發展的道路。目前，幫助落實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是中國對外援助的重要方向。中國重點強調兩對平衡以助推受援國可持續發展：一是聚焦發展與改善民生的平衡，特別是大型基礎設施援建與“小而美”民生項目的協同增效問題；二是“授人以魚”與“授人以漁”的平衡，也即短期應急性援助與中長期能力培養或“造血”能力培養的關系，最終落腳點是“授人以漁，自主發展”。

　　第三，以正確義利觀為指導，提升中國對外援助的可持續性。中國對外援助堅持正確義利觀，恪守互利共贏原則，重視和照顧其他國家的利益需求，重義輕利、舍利取義；對非洲“真實親誠”和對周邊“親誠惠容”等都是典型體現。當然，正確義利觀也重視中國自身比較優勢的最大化，即以“量力而行，盡力而為”為準則，重信守諾，善始善終，不開“空頭支票”，不透支也不吝嗇。

　　制度性創新：培育開放包容的對外援助

　　盡管發展迅猛，南南合作仍被排斥在現有對外援助的制度性安排之外。因此，在官方發展援助改革或現代化的討論中，一項重要內容是經合組織發展援助委員會的開放性問題。中國對外援助實踐對國際發展合作制度的開放性和包容性培育有著重要意義。

　　第一，以發展中地區整體外交平臺推動對外援助的系統化。中國已建立發展中地區整體外交平臺，作為落實中國對外援助的集體性機制。這些整體外交平臺既有共同點又有特殊性，有助于推動中國對外援助的制度體系建設，實現戰略平臺、管理平臺、資金平臺和落實平臺的系統化。

　　第二，以比較優勢為基礎推動國際對外援助的分工合作。中國秉持“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堅持南北合作的主渠道地位，南南合作作為國際發展合作的有益補充，推動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全球發展伙伴關系。與氣候治理相比，對外援助中的“共同但有區別的原則”事實上是責任共同體的具體化，即傳統援助國真正兌現其國民生產總值（GNP）0.7%用于官方發展援助（ODA）的承諾、新興發展伙伴效仿氣候變化的國家自主貢獻（NDCs）原則，主動作出提供官方發展援助的自愿承諾；受援國則積極動員自身國內資源。

　　第三，以新型發展融資機構推動國際發展合作的制度復合體建設。新型發展融資機構的根本目的不是與傳統援助國展開競爭，而是致力于緩解國際發展融資赤字，提高國際發展融資機構的多樣性，通過良性的制度間合作與競爭推動國際發展融資制度復合體的建設。

　　（本文系研究闡釋黨的二十大精神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協調推進全球發展倡議和全球安全倡議路徑研究”（23ZDA125）階段性成果）

　　（作者系云南大學國際關系研究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