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哲學與近代廣東學派

　日期：2024-12-23   來源：深圳特區報

　　■ 李辰

　　提 要

　　清代道光以后，受江浙漢學南移、本地商業發展等因素影響，廣東逐漸成為接受、融合、孕育新思想的地方，這一時期涌現出諸多學派學人，影響力輻射全國，深刻地塑造了近代中國思想文化的特質，對中國近代歷史產生較大影響，是晚清哲學史、思想史、文化史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

　　近代廣東學派是一個較為寬泛的學術概念，就其形成的思想背景而言，主要受到近世中國傳統思想文化、明清以來嶺南學術傳統以及近代世界思想文化的綜合影響。清代道光以后，受江浙漢學南移、本地商業發展等因素影響，廣東逐漸成為接受、融合、孕育新思想的地方，這一時期涌現出諸多學派學人，影響力輻射全國，深刻地塑造了近代中國思想文化的特質，對中國近代歷史產生較大影響，是晚清哲學史、思想史、文化史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晚清以來廣東學派的學術發展脈絡，大致可以分為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嘉慶、道光以來的嶺南傳統學術，其代表性學派主要由廣州學海堂的學人群體組成，考察其學派的思想特質，主要表現在思想上標榜兼采漢宋，關注清代經史之學發展的新脈絡，并在治學方法和學術理念等方面受到揚州學派、吳皖學派等近代江浙學派的影響，突出考據、訓詁等專門之學以區別于傳統宋明理學切入經典之研究進路。在廣東學派發展的第二個階段里，有學海堂學術背景的九江學派、東塾學派開始在晚清民國學術界、思想界乃至政界產生巨大影響，其中九江學派重視理學中修身學傳統，在其影響下衍生出的康梁學派、國粹學派，其代表學人康有為、梁啟超、鄧實、黃節。

　　近代廣東學派與揚州學派、桐城派之學術承續

　　追溯近代廣東學派的學術品格及其學術基礎的形成，無法脫離宋元明清以來本土學風和世風的影響，其中自然又以白沙心學和朱子學影響為巨。然就晚清以來廣東學派的學風特質而言，江浙吳皖一帶的學派對近代廣東學派的影響更為顯出。如康熙年間，有吳派大師惠士奇擔任廣東學政，初步將江浙經世考據學風引入嶺南，此為漢學學風浸入廣東的先聲。而正式宣告漢學研究在近代廣東學術舞臺上登場，則要屬揚州學派領袖阮元。阮元在廣州建立學海堂，引入學長制，提出“經史理文”兼重的治學目標，不僅打破過往廣東書院以山長制為主的學制，也改變了過往廣東學界以科舉應試為本的治學風氣。阮元幕府中藏龍臥虎，既有與焦循并稱“甘泉二堂”的漢學旗手江藩，又有桐城派大師姚鼐門下“四杰”之一方東樹。

　　阮元到任廣東后，立即組織本地學者與幕府成員編纂新版《廣東通志》，由此匯集了一批嶺南學界的耆老與新秀；后來學海堂學人又陸續編纂《學海堂叢刻》《學海堂集》等文獻，可視作近代廣東學界首次帶有學派性質集中展現以漢學方法解經、注經的系列研究成果。阮元之外，標榜古文傳統和朱子理學觀的桐城派對近代廣東學派的發展也起到了相當大的作用，方東樹是其中代表。學海堂建立之初，阮元向嶺南學子提出“學者愿著何書”之問，方東樹第一時間指出清代漢學提倡的“著述”與儒家傳統提倡的“躬行”“義理”觀之間存在矛盾，其背后折射的議題，反映了近代廣東學派引入漢學之初，傳統宋明理學提出的“修身”議題就作為一種“前問題”隱含在漢宋兼采與漢宋之爭的學術議題中。

　　近代廣東學派的修身思想及國粹學派的影響

　　修身是中國哲學及傳統學術文化中重要的思想觀念，近代廣東學派對修身問題的關注和探討，離不開宋明以來的修身學傳統和晚明清初以來反理學風氣的影響。清初，反理學思潮興起，氣論哲學大有取代理本論的趨勢。顧炎武、顏元、李颙等晚明耆儒，提倡以經世實學掃除宋明理學“虛浮講談”之風，在理論上擱置“致良知”和“窮理盡性”等心性工夫，強調躬行實踐，引發清代漢學研究的興起。

　　方東樹關注宋明理學對儒家根本精神的提撕，通過重提“顏子所好何學”之問，使學子回到宋儒溝通個體生命與天地、家庭、社會的治學目標和《大學》“壹是皆以修身為本”的治學宗旨。

　　方東樹之后，九江學派創始人朱次琦提出修身四行說，堪為晚清廣東學派修身學理論的建構典范，其內容包括“惇行孝弟”“崇尚名節”“變化氣質”“檢攝威儀”四個方面。朱次琦首倡“孝弟”為孔學大本所在，是其區別于漢學家的一大立學宗旨，對此朱次琦弟子簡朝亮特著《孝經集注述疏》一書以明其旨趣。“崇尚名節”則由朱子《小學》篇中“敬身”概念轉化而來，朱次琦將“敬身”與“名節”聯系在一起，即表現出他對儒家“正名”思想的重視，也蘊含著其對清代統治者偏重提倡著述之學而不重視表彰人倫德行的批評。“變化氣質”源出張載，可上溯至《尚書·洪范》。作為一種修身方法而言，朱次琦采納了張載、陳白沙“變化氣質”學說中重“悟”、重“志”面向，同時又提出“讀書變化”，反映其“變化氣質”觀兼容“尊德性”與“道問學”，可視為其兼采漢宋的論證實踐。“檢攝威儀”則將“威儀”作為一種檢制人心的行為標準，通過禮來約束心，修正心，進而完成治心返身的目標，將道德教化與經世實踐相結合。相較清代中期阮元將漢學引入嶺南的思想史情形，晚清民初的思想界，在康梁學派之外，又以鄧實、黃節兩位嶺南學人為代表的國粹學派影響江浙乃至全國為一勝景。二者創辦了《政藝通報》和《國粹學報》，在引介西學的同時，嘗試從傳統以經學為主體的中學中開出與西學新知相一致的思想面向。【本文系深圳市哲學社會科學規劃項目（SZ2022B006）階段性成果】

　　（作者系深圳大學人文學院哲學系長聘副教授、特聘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