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書生以《做透數字化賦能這篇大文章》為題，指出實施國家文化數字化戰略有三大方面值得關注。一是匯聚能源，關聯形成中華文化數據庫。二是積蓄能量，搭建數字化文化生產力。三是動能轉換，催生文化新質生產力。將中華民族積淀了五千多年的文化資源，轉化為具有文化內涵的數據，使其成為生產要素、文化創新創造的素材和源泉。聚焦社會主義先進文化、革命文化、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從中提取具有歷史傳承價值的中華文化元素、符號和標識，豐富中華民族文化基因的當代表達，增強對偉大祖國、中華民族、中華文化、中國共產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認同。

　　祁述裕的發言主題為《優化文化服務和文化產品供給機制建設文化強市》。針對完善社會力量參與公共文化服務機制，一是要提高社會化公共文化服務運營機構專業化水平；二是要建立優質文化資源直達基層機制，增強基層文化供給能力；三是要建立委托運營管理制度，推進公共文化設施所有權和使用權分置改革；四是要拓寬公共文化服務融資渠道，強化公共文化機構造血功能。探索文化和科技融合的有效機制，加快發展新型文化業態，需要關注構建開放創新平臺、培育全國一體化數據市場、推動線上線下融合、培養復合型文化人才等方面。此外，還需重視健全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發展體制機制。

　　花建以《信息技術迅猛發展下的高質量文化強市建設——時代坐標、機制創新與實施重點》為題發言。他指出，信息技術的迅猛發展，推動了互聯網從1.0、2.0發展到3.0，已經成為技術、產業、貿易等各個領域相互交融的一種歷史性趨勢。信息技術推動下的文化體制機制創新，可以概括為4個空間象限：一是要素組合機制；二是城市場景機制；三是IP創作機制；四是文旅消費機制。深圳在這些領域均大有可為。

　　張佑林探討的主題為《論文化新質生產力的人文屬性》。他指出，以人為本構成了文化新質生產力研究的出發點，突破了資本邏輯主導下“見物不見人”的思想藩籬，以“人”的視角回答發展為了誰、依靠誰的問題。文化新質生產力講求以人為本，以文化為靈魂，通過文化創新、科技創新、企業家創新、文化創意、教育創新、制度創新、文化貿易等具體路徑，賦能現代經濟高效發展，進而達成新時代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終極目標。

　　蔣海軍主要闡釋《構建更有效力的國際傳播體系，打造全球文明互鑒交流典范城市》。國際傳播創新能力的高低關乎超大城市國際傳播能力建設的成敗。當今時代超大城市國際傳播創新能力在互聯網、人工智能等新媒介技術手段的加持下，得以產生技術賦能的傳播效果放大效應。深圳要立足加強理念引領、強化頂層設計、堅定文化自信、梳理城市文脈，深入思考在國際傳播能力建設方面的“誰來傳播”“傳播什么”“怎么傳播”等核心問題，思考新的媒介環境下的人與人、人與城市在文化、情感、精神等方面的連接，逐步在創新理念、頂層設計、話語建構、技術合力、圈層流動等多方面，進行多元的、科學的、恰當的、帶有營銷性的多維互動、互構與互融，逐步形成極具正能量的，兼具傳播手段創新、傳播方式創新與傳播效果彰顯的，可溝通的、跨文化的新型城市國際傳播能力。

　　張振鵬探討的內容是《數字文化產業生態治理方略》。數字文化產業生態是以數字內容平臺為中樞，由多元主體、多重環境、多維要素構成的開放動態平衡的系統形態。其主要特征為多元性、復雜性、新生性、不完全理性、非均衡性等。數字文化產業生態治理是各行動主體在法律框架下，通過溝通、協商、合作等形式，引導和規范相關成員行為方式，形成生態系統運行秩序，最終實現各成員及生態系統的利益最大化。數字文化產業生態治理要因勢利導地不斷進行調適，創設適應不斷變化的產業生態，進而實現數字文化產業生態的提質增效和長期價值。

　　陳能軍的發言為《適應信息技術迅猛發展的文化體制機制改革：出場邏輯、內在動力和實踐進路》。他指出，適應信息技術迅猛發展的文化體制機制改革是實現新的文化使命的必然選擇。信息技術迅猛發展與文化體制機制改革的出場邏輯，包括理論維度、歷史維度、實踐維度三個維度。文化體制機制改革的內在動力包括政策驅動、創新驅動、生態驅動和人才驅動四個方面。其中，政策驅動強調政府引導與頂層設計的重要性；創新驅動聚焦于文化數字化與數字文化化的驅動力；生態驅動分析了文化生態系統與數字平臺的支撐作用；人才驅動則突出了高素質文化與科技融合型人才的關鍵作用。最后，適應信息技術迅猛發展的文化體制機制改革路徑，包括構建人文精神與文化產業的融合機制、文化創新與文化傳承的協同機制、文化新型生產關系與文化新質生產力的協調機制、文化供給與文化需求的互促機制，以及文化獨立自主與文化國際傳播互動的體制機制。

　　會議最后，劉雅君進行學術總結。她對與會專家學者的發言主題進行點評，指出今天的研討為學界關注人文經濟學、文化數字化、文化領域新質生產力、文化體制機制改革等議題，提供了重要的視角和方向，期待相關領域學者的進一步探討和學術呈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