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深圳市社會科學院編纂的《深圳藍皮書：深圳法治發展報告（2017）》日前由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發布。

報告分六個版塊，從立法、司法、法治社會等方面全面系統地總結了2016年深圳法治發展的基本情況與特征、創新及成效，分析存在的問題，并對2017年深圳法治發展進行展望和提出對策建議。

報告認為，2016年深圳一流法治城市建設取得新進展，立法精細化、行政規范化、司法高效化、法律服務優質化水平進一步提高，并呈現三個明顯特征：一是互聯網深刻影響深圳法治生活，深圳人大、政府、司法部門積極利用互聯網技術改善工作，積極探索互聯網相關新業態的規范管理，大力打擊利用互聯網進行的違法犯罪行為；二是多元化糾紛解決網絡體系初步形成，調解、仲裁、公證、行政裁決、行政復議發揮的作用增強，并逐漸建立與訴訟有機銜接的機制；三是深圳標準建設促進細節上完善法治，各領域通過制定標準、規程、指引等，細化法規的規定，實現可操作化，為法治提供末稍支撐。

報告預測，隨著黨的十九大勝利召開，作為經濟特區，2017年深圳將搶抓時代新機遇，加快打造法治中國示范城市，形成良好的法治環境。

    報告建議，2017年深圳要認真總結經濟特區授權立法25年經驗，為更好發揮特區立法權、完善深圳法規體系奠定基礎；要加強立法調研和立法評估工作，提高立法科學化民主化水平，充分發揮立法引領、保障和促進改革創新的作用；要創新與規范同步推進法治政府建設，充分利用現代信息技術和管理理論，通過創新不斷從細節上優化政府工作流程，規范政府行為，加強權力制約和執法監督，提高依法行政和公共服務能力與水平；要進一步深化司法改革，不斷從細節上完善司法權運行機制；要適應經濟社會發展對高端和個性化法律服務的需求，推動法律服務業優質發展。

報告還分析了深圳立法、法治政府、司法、法治社會等領域一些具體方面的發展情況、問題及對策。從公眾參與立法、警務輔助人員立法、法定機構立法、城市更新法治等方面研究深圳立法現狀與未來策略；從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法院司法責任制改革、檢察機關提起公益訴訟等方面回顧深圳司法改革情況及展望；從經濟犯罪分析、律師行業改革創新發展、公共法律服務、行業協會制度發展等方面展現深圳社會法治建設狀況，并對《深圳市網絡交易合同規則》實施情況、慈善組織認定制度、慈善信托制度、企業社會責任實現機制建設等方面情況進行了專題研究。

 

 

報告其他亮點：

 

報告指出，2016年深圳行政復議案件糾錯率快速提高

2015年5月1日新行政訴訟法生效后，深圳行政復議案件糾錯率快速提高。2016年審結的行政復議案 中，終止的占到11.7%，撤銷或確認違法的達到30.%。這一方面說明行政執法機關還未能較好適應新要求，提高執法的規范性，同時也說明行政復議對行政執法的監督作用和糾錯功能被充分發揮出來。

（參見《深圳藍皮書：深圳法治發展報告（2017）》第6頁）

 

報告認為，互聯網已經深刻影響深圳法治生活

2016年，互聯網進一步滲透到社會生活各方面，對深圳法治生活也產生深刻影響。一方面，深圳人大、政府部門、司法部門等也積極利用互聯網技術提高法治化建設水平，取得新進展。市政府法制辦推出微信服務號并創新實行微信立法聽證，市場監管委應用大數據和微信平臺創新企業信用應用方式，公安部門創新推出警務云終端，法院“鷹眼查控網”不斷升級擴容，集成開發了偵查活動監督平臺軟件，司法局借助大數據技術整合公共法律服務資源……另一方面深圳積極探索網絡交易、網約車等與互聯網相關的新業態的規范管理，大力打擊利用互聯網進行的違法犯罪行為，建成 深圳市反電信網絡詐騙中心，電信網絡詐騙案件破案絕對數排名廣東省第一，被騙資金攔截率和返還絕對數均居全國第一。

（參見《深圳藍皮書：深圳法治發展報告（2016）》第17-22頁）

 

報告指出，深圳法定機構立法部分內容不能適應當前形勢

報告認為，深圳法定機構試點推動了政府職能的轉變，改善了公共服務體系，擴大了社會參與，完善了監督機制，探索出了事業單位改革新路徑，推動了法定機構在國內的發展。但法定機構改革及立法還面臨缺乏基本立法、權威性不足和不能適應新形勢發展的問題，法定機構決策層政府部門人員相對較多，企業化程度較低，缺乏協調部門，人員薪酬市場化程度不足，信息公開不足。建議制定《深圳經濟特區法定機構條例》，對法定機構的性質、定位、治理結構、運行和監督等做總括性規定。

（參見《深圳藍皮書：深圳法治發展報告（2017）》第72-76頁）

 

報告認為，深圳沒有搬遷補償標準引發諸多“并發癥”

深圳現行規定沒有相應搬遷補償標準，完全“ 市場化”運作，更新項目的拆賠工作是經由改造的市場實施主體和被拆遷的權利主體二者之間通過協商談判完成，容易導致被搬遷人產生不合理預期，引發諸多“并發癥”。一方面，更新項目范圍內的權利人互相攀比拆賠標準，甚至存在個別業主“漫天要價”、“ 毀約” 的現象；另一方面，市場主體為成為更新項目的實施主體，爭奪開發權，盲目抬高補償標準，無序的惡性競爭在很大程度上推高了更新項目拆遷成本和談判難度不斷。此外，因違法建筑和合法建筑因同處于市場談判環境下，常存在不加以區別對待，享受同等的補償權益，在一定程度上助長了違建之風。

（參見《深圳藍皮書：深圳法治發展報告（2017）》第95頁）

 

報告指出，深圳訴訟外糾紛解決方式的功能亟待拓展

深圳已經初步形成包括調解、仲裁、公證、行政裁決、行政復議與訴訟在內的糾紛解決網絡體系，各類解紛渠道的功能作用日益顯現，產生了積極的作用，但在化解糾紛的數量方面，通過訴外渠道化解糾紛數相對較少。2014~2016年，深圳市矛盾糾紛呈持續快速增長態勢，全市法院新收各類民商事糾紛案件從129974件增長到156715件，年均增長9.8%，但同一時期，人民調解化解的糾紛數并未呈現明顯增長態勢，商事仲裁化解的糾紛數量相對于法院結案數也相去甚遠。從人均化解矛盾糾紛數看，2016年全市法院法官人均結案283件，而專兼職人民調解員人均化解糾紛7.89件，商事仲裁員人均化解糾紛2.25件，勞動仲裁員人均化解糾紛148.41件，訴訟外糾紛解決方式的功能亟待拓展。

（參見《深圳藍皮書：深圳法治發展報告（2017）》第112-113頁）

 

報告建議，加強科技信息技術在司法權力運行過程中的運用

發揮現代信息技術數字化、可視化、全程留痕的特點，為法官行使審判權、配合管理監督減負減壓，為院庭長監督管理提供便捷手段, 推動審判管理監督由微觀向宏觀轉變、由人盯人管理監督向制度機制約束轉變。

（參見《深圳藍皮書：深圳法治發展報告（2017）》第138頁）

 

報告指出，2016年深圳接經濟犯罪的報案數大幅下降

2016年深圳市公安局110指揮中心接報涉經濟犯罪警情3430宗，同比下降32.9%。其中破壞金融管理秩序類警情2509宗（銀行卡類警情95宗、非法從事黃金期貨買賣警情16宗、證券類警情594宗、放貸類警情1590宗、非法集資類警情175宗、傳銷類警情11宗、地下錢莊警情28宗），同比下降31.8%；危害稅收征管類警情921宗（全部是發票類警情），同比下降35.6%。

（參見《深圳藍皮書：深圳法治發展報告（2017）》第163頁）

 

報告研判，2017年涉眾型經濟犯罪壓力將更大

2016年8月，銀監會、公安部等四部委聯合下發了《網絡借貸信息中介機構業務活動管理暫行辦法》，對網貸公司提出了硬性規定，提出了12個月的整改過渡期。深圳市共有P2P網貸公司651家，發生問題的達207家，可以預判剩余的網貸公司大部分完不成整改，資金鏈斷裂風險進一步積聚，2017年下半年可能會出現新一波的“倒閉潮、維權潮”。極可能出現非法集資犯罪集中爆發的問題。另外，現貨交易平臺涉嫌非法經營期貨犯罪、詐騙犯罪日趨嚴重，引發不穩定因素。由于缺乏規范管理和監管，現貨交易平臺及會員單位在深圳野蠻生長，違法違規問題日益突出，風險不斷暴露，呈蔓延態勢，極易引發系統性、區域性金融風險。

（參見《深圳藍皮書：深圳法治發展報告（2017）》第173-174頁）

 

報告建議，完善“互聯網+公共法律服務”清單

　　 “互聯網+公共法律服務”模式也應當實行規范化運作，應當制定服務清單，建立服務標準，細化操作流程。在文件制定過程中，進一步厘清政府和市場的關系，劃分市場與政府的界限，以便有效對接市場化法律服務。力求在保證基礎性公共法律服務質量的前提下，有效整合社會法律資源，創造性地將成熟的市場化法律服務納入其中，形成多元化的法律途徑來解決矛盾、糾紛。

（參見《深圳藍皮書：深圳法治發展報告（2017）》第201頁）

 

報告指出，慈善組織認定制度及運作存在多方面問題

2016年9月1日《慈善法》正式實施后，有關慈善組織認定工作開展并不順利，存在自由裁量權問題、制度落實滯后問題、工作屬性認識問題、申請機構權益保障問題和制度激勵不足問題，有必要盡快對慈善組織認定工作進行全面檢討并展開制度績效評估，以改進和完善相關制度。

（參見《深圳藍皮書：深圳法治發展報告（2017）》第217頁）

 

報告建議，加強網絡糾紛在線調解與司法救濟機制的銜接

《深圳網絡合同交易規則》規定對于小額簡單的網絡交易合同糾紛，在合同當事人雙方協商一致的情況下可以由政府主導的第三方存儲機構進行在線調解。這種新型調解方式必須與我國現行司法救濟有機銜接，明確第三方調解在網絡交易糾紛解決機制中的法律效力，保證第三方存儲機構的中立地位，從而提高這一糾紛解決方式的社會認可度，真正改善消費者在網絡交易維權的不利現狀。

（參見《深圳藍皮書：深圳法治發展報告（2017）》第277頁）

 

報告建議，深圳發布政府名義的區域社會責任報告

深圳市部分企業、行業協會已連續多年主動發布社會責任報告，2016年開通了企業社會責任評價指數網用于發布企業社會責任指數和相關信息，但目前深圳市還沒有發布過一份反映深圳市總體社會責任履行情況的報告。建議政府組織開展大范圍的調研工作，了解政府部門、企業、社會組織、普通市民對社會責任的認知情況，調查各行業各領域企業的社會責任履行情況和信息披露情況，挖掘深圳市企業履行社會責任存在的問題、難點和應重點關注的內容，發布一份真實反映深圳市企業社會責任現狀的區域性報告，加深公眾對深圳市社會責任履行情況的認識，并為深圳市企業履行社會責任作出方向性指引。

（參見《深圳藍皮書：深圳法治發展報告（2017）》第304頁）